1949年开国大典前，聂荣臻发表了震撼苍穹的讲话：“在这里，我要向大家发布一道死命令：正式受阅的那天，如果遇到敌机空袭，大家要原地不动，下刀子也不能动！天安门广场30万人民群众在看着我们。大家能做到吗？” 1949年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首次全体会议的临近。傍晚，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步入会场。 会议室内，热烈的掌声迅速响起。毛泽东穿着灰色中山装，向在座的代表们挥手致意。此时，他并未立刻发言，而是走向主席台，坐在了右前排的位置上。其后，朱德、周恩来也相继坐定。 周恩来担任临时主席，并宣告会议正式开幕。筹备会的首次会议持续了五天，代表们就多个议题展开激烈讨论。最为关键的是确定将在9月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第一次全体会议，并宣布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同时还计划举行开国大典和盛大的阅兵仪式。 开国大典的筹备委员会也迅速成立。 几周内，筹备委员会就制定了三项核心活动的方案：一是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典礼，二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阅兵式，三是大规模的群众游行。 特别成立了阅兵指挥机构。朱德被任命为阅兵司令，聂荣臻担任总指挥，而杨成武、唐延杰等人则成为副总指挥。 阅兵方案终于成型，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领导人先后听取了聂荣臻和杨成武的汇报。 在多次会议中，阅兵仪式将分为检阅式和分列式两大部分，计划涵盖受阅部队的选调、编组、行进路线、礼乐安排等。然而，具体的举行地点却并未立即敲定。 早在8月初，周恩来便收到两套方案，分别建议在天安门广场和西苑机场举行阅兵。 天安门广场具备了诸多优势：位于市中心，交通便捷。而西苑机场则有宽阔的跑道，能容纳大量的人员，且不受交通限制。经过反复讨论，周恩来确定阅兵地点选在天安门广场。 在阅兵的准备阶段，陈毅则强调，要让民众看到新中国的军队，展示国威。 杨成武从华北军区及平津卫戍部队抽调了相关人员，成立了阅兵指挥所。受阅部队的选拔和编组也有了明确的计划，陆军、海军、空军三大军种分别组织了参与阅兵的队伍。 最初，计划的总人数不超过1.64万人，海军的代表部队来自东北安东海军学校和华东军区海军，陆军则由多个步兵和战车部队组成，空军代表部队则由华北军区航空处落实。 陆军各受阅部队开始陆续集结并进行针对性的训练，地点主要集中在北平郊区如北苑和丰台等地。 步兵第199师受命参与大典的阅兵。此时，199师的师长李水清年仅32岁，政治委员李布德也不过30岁，它的前身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的第一师。自此以后，步兵第199师也有了一个新的别名“首都师”。 步兵第199师的“首都师”参与了1950年的天安门国庆阅兵，随后，他们迅速转战朝鲜前线。李水清此时已经晋升为副军长。进入朝鲜后，他们立即与美军和南韩军队展开激烈的防守战斗。 199师成功抵挡住了敌方的轮番进攻，并单日击毙敌人多达1.7万。与此同时，李布德所率领的第201师在金城阻击战中，经过191次战斗的鏖战，第201师歼灭了美军及其盟军23000余人。联合国军在此后对志愿军的进攻采取了更为谨慎的态度。 1955年，“首都师”在回国后迎来了一次整编。部队经历了几次调整，最终成为了“济南军区第26集团军第199摩托化步兵师”。 与地面部队的整训不同，开国大典的阅兵还离不开军乐。负责这项任务的是华北军区军乐队的队长罗浪。 原本，他认为只需根据不同的方队配上相应的音乐即可。然而，由于大部分受阅士兵并不熟悉音乐的节奏，步伐总是无法与鼓点匹配。 为了纠正这一问题，罗浪不断调整节奏和编排。 在飞行编队方面，华北军区航空处的飞行员们必须克服空中和地面协调的种种困难。 这些飞行员有的从国民党空军起义而来，有的从红军时期的飞行队伍中脱颖而出。 受阅飞行任务安排得极为紧张，飞行员们常常冒着生命危险参与演练。 大典当天，飞行员们成功完成了16架飞机的飞行编队任务。 在飞行演习过程中，甚至有一次，由于飞行的轰鸣声传入中南海，周围的政协委员们一度误以为是敌机来袭，幸得周恩来亲自解释。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的开国大典在北平的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 与此同时，聂荣臻虽然身为阅兵的总指挥，但也没有亲自出现在天安门广场上。 由于他负责阅兵的整个组织工作，必须亲自监控所有细节，包括广场上的安全、部队的阵容、以及各种应急预案。 在筹备的过程中，聂荣臻要求所有参阅的军人，即使在遭遇敌机空袭时，也要保持绝对的沉着冷静，不得随意移动。这个要求得到了军人们的坚定回应。 当五星红旗缓缓升起，毛泽东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正式成立。这一时刻，天安门广场上的30万群众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 参考文献：[1]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J].新长征,2024(10):F00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