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深夜，一男子爬进了延安保育院的窑洞。突然，他拿出锋利的匕首，残忍地在小女孩的腹部挖了一个大窟窿。临死前，小女孩叫了一声：“叔叔……” 1945年，刘伯承司令和妻子汪荣华早早用过早餐。 刘伯承的秘书神色慌张地闯入，声称刘华北遇害了。 刘太行出生于1939年，当时，刘伯承正忙于抗日战争中的指挥工作。 汪荣华喜悦地迎接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 她随后写信给刘伯承报喜，并告诉他孩子的名字刘太行。 收到信后，刘伯承非常高兴，并回信问候妻子和孩子。 战争不断，日军频繁扫荡，夫妻俩依然忙于工作。 到了1940年，刘太行已经一岁多。 此时，徐向前从山东前往延安，刘伯承便委托徐向前将儿子带到延安，请朱德帮助照看。 那时正值百团大战的紧张时期。 为了安全，徐向前带着年幼的刘太行穿越了日军的封锁线，经过了一个月的艰难行程，最终抵达延安。 到达延安后，刘太行被安置在保育院。 但每逢周末，都会将刘太行和其他孩子接回家中照料。 那时，朱德和康克清没有自己的孩子。 刘太行和其他孩子们都称朱德为“朱爸爸”，康克清为“康妈妈”。 当刘伯承和汪荣华的第二个孩子刘华北也送到保育院时，刘太行和妹妹便开始在这里一起生活。 刘华北的哥哥刘太行总是牵着她的手，带着她一起玩耍。 每当父母从战场归来，刘华北都会撒娇地依偎在他们身边。 如今，刘伯承难以相信自己的耳朵。 汪荣华在听到这个噩耗后，顿时崩溃。 三人连忙启程前往延安托儿所。 到达托儿所时，刘华北的尸体已被保育员盖上一块白布。 血迹已染红了床单，汪荣华无法忍受，几度崩溃。 中央立即成立了调查组展开行动。 工作人员首先着手调查托儿所的教职人员。 事件发生的前夜，托儿所的工作人员按惯例巡视了一遍。 院长丑子冈也叮嘱了保育员们要保持警惕。 第二天，保育员梁国欣发现刘华北异常沉静，床上的小女孩没有像往常那样迅速起床。 起初，梁国欣以为孩子可能生病了，但当她轻轻拉开被子时，看到小女孩肚子上被生生割去了肉。 院长丑子冈闻讯赶到现场，指示工作人员保护现场，并立即报告保卫部门展开调查。 调查组追问是否有异常情况，保育员回忆起，前一夜并无不寻常的动静。 调查组发现了凌晨时分，老保育员擅自离岗去烧水，而新保育员由于突发腹痛，亦未按规定坚守岗位。 调查组对这一点大为震惊。 尽管有了这些线索，案件依然陷入了僵局。 调查组得到了一位与刘华北住在同一窑洞的孩子的证词。 孩子回忆道，案发当晚，他模糊地看到一个人包着头巾，站在窑洞外呼喊着刘华北的名字。 刘华北听到呼唤后，主动走向那人，并称对方是“叔叔”，还表示那人将给她饼干。 凶手与刘华北显然是熟识的。 其次，凶手提到要给刘华北饼干，这也揭示可能是通过食物投毒来杀害刘华北。 那时，国共两党重庆谈判的氛围变得日益紧张。 对国民党而言，无法直接动摇共产党高层，便转而将手段指向了共产党领导人的子女。 毒饼干的诱杀，以及事后更为残忍的伤害，显然充满了对刘伯承及整个共产党阵营的威胁。 面对这一打击，刘伯承未曾责怪任何人，相反，他努力安慰身边的亲友，强调要冷静应对。 作为晋冀鲁豫军区的司令，他将所有的情绪转化为强大的作战动力。 1945年，他指挥的部队在上党和邯郸战役中大获全胜，歼灭国民党军约六万人，缴获大量武器。 这些胜利促使国民党在接下来的重庆谈判中不得不与共产党达成《双十协议》。 尽管刘华北的死亡始终没有找到凶手，但她的父亲专注于更宏大的目标。 在随后的几个月里，刘伯承继续带领部队展开战斗，解放了大量土地。 解放战争打响后，他在与邓小平、陈毅等同志的合作中，取得了数场决定性胜利。 新中国成立后，刘伯承担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院长。 在晚年，刘伯承享受着安宁的生活，儿孙围绕在身边，但他时常在病床上念叨着女儿的名字。 1986年，刘伯承在北京去世，享年94岁。 参考文献：[1]写给刘伯承爷爷的一封信[J].红岩春秋,2024(9):18-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