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地下党前往指定地点与人接头时，突然看到来人是国军中将，大惊之下脱口而出：“父亲，您怎么在这呢？”
这位地下党名叫吴群敢，他父亲是国民党军队的高官吴仲禧，因为父亲的原因，他不仅自小吃穿不愁，还能够“呼风唤雨”，可他并没有染上纨绔子弟的恶习，反而勤奋好学，志向高远。
吴群敢自幼喜欢读书，特别是喜欢读各类描写时局的书籍，这其中不乏很多进步书籍，他也是在这个过程中，吸收了很多进步思想。
而吴群敢之所以能入党，也与他喜欢读书有直接关系，吴群敢在广东韶关仲元中学读书时，从图书室借阅了一本《西行漫记》。
《西行漫记》又名《红星照耀中国》，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创作的纪实文学，主要描述了其1936年在中国西北的所见所闻。
这本书是第一本，把红军的实际情况和真实面貌，告诉全世界的书籍，里面生动形象地描述了革命根据地和红军将士的真实情况。
吴群敢读了这本书后深受感染，他十分向往红军，可惜正在上中学的他，没有与组织接触的机会，由于喜欢书中的内容，他反复阅读该书，导致忘了按时把书还回图书馆。
直到图书馆管理员催吴群敢还书，吴群敢才恋恋不舍的把书还了回去，原本这是一件小事，可 吴群敢这个举动，却引起了另一位学生刘渥丹的注意。
刘渥丹当时在仲元中学读高一，与吴群敢算是校友，不过刘渥丹还有另一层身份：仲元中学党支部书记。
刘渥丹得知吴群敢喜欢读《西行漫记》后，就开始留意吴群敢这个人，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刘渥丹发现吴群敢非常具有进步思想，就主动找到吴群敢，开始对吴群敢进行思想教育。
1941年，经刘渥丹介绍，吴群敢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始秘密为组织工作，并进一步接受组织的教育。
后来，由于吴群敢的父亲吴仲禧工作调动，吴群敢跟随家人搬到了上海，由于走的匆忙，再加上当时联系不便，吴群敢来到上海后，一度与组织失去了联系。
吴群敢虽然非常着急，但他并没有病急乱投医，他始终谨记刘渥丹的话：“如果与组织失去了联系，不要乱找关系，等组织觉得需要的时候，自然会派人找你。”
就这样，吴群敢边在上海工作，边等待组织的召唤，而这一等就是3年，1946年，始终没有等到组织联系的吴群敢，决定主动出击，想办法寻找组织。
不过，吴群敢是非常谨慎的，他先是在上海参加了民盟，并凭此见到了王绍鏊，王绍鏊是中国民主促进会的创始人，也是吴群敢父亲的朋友。
吴群敢认为，王绍鏊很可能会帮他找到组织，而且至少看在父亲的面子上，不会出卖他，于是吴群敢就跟王绍鏊说：“民盟太松懈了，总感觉干不出什么成绩来。”
王绍鏊听了吴群敢的话后，思索了一会儿：“如果你想到严密的组织工作，我能帮你想办法”，见王绍鏊已经说到这个份上了，吴群敢就打开天窗说亮话，把自己与组织失去联系的事情讲了出来。
在王绍鏊的帮助下，吴群敢很快就与组织恢复了联系，并开始为组织工作，由于父亲吴仲禧是国军中将，吴群敢不敢让家人知道自己的身份，就拜托王绍鏊帮着保密。
一天，吴群敢接到组织的任务，前往一秘密地点与人接头，吴群敢把自己包得严严实实的后，就准时来到了接头地点。
很快，接头的人就来了，双方在夜色下对起了接头暗号，虽然双方说的暗号都对，可吴群敢却疑惑起来，怎么前来接头的人，声音这么熟悉呢？
这时，对方非常平静的伸出手，做了一个与吴群敢握手的姿势：“同志你好，我是你的接头人”，吴群敢仔细一看，包裹着围巾的接头人，不就是自己那个国军中将父亲吴仲禧吗？
吴群敢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怎么也想不到，严厉的父亲竟然和自己是同事，吴群敢当时的脑子非常乱，他起初以为是王绍鏊把自己的情况告诉了父亲，惊慌失措的说了句：
“父亲，您怎么在这呢？”
父亲吴仲禧也没想到，来接头的人竟然是自己的儿子，不过震惊之后，吴仲禧很快就恢复了平静，而且也没有多说什么，传递完情报后，就各自离开了
其实，吴群敢不知道的是，父亲吴仲禧早在1937年就入了党，而引荐父亲吴仲禧入党的人，同样是帮吴群敢找到组织的人——王绍鏊。
经此一事，虽然父子二人都知道了对方的真实身份，但也都严格按照纪律要求，完成各自的任务，彼此之间并没有聊太多，不过组织知道详情后，开始安排吴群敢做组织和父亲吴仲禧的联络人。
当时，吴仲禧由于身份特殊，需要经常出差，组织和吴仲禧的联系并不方便，现在有了吴群敢，一切都好办了，毕竟这种父子关系实在太罕见了，很难引起别人怀疑。
不过，有一件事情，吴群敢一直没敢问组织也没敢问父亲，那就是他和父亲，到底谁是谁的上级，谁应该向谁汇报。
虽然父亲吴仲禧是具体负责获取情报人员，而吴群敢是帮忙联络并传递情报的人，但双方到底谁领导谁，在当时却真的不一定，这需要组织的任命。
当然了，即便没有明确的说法，父子二人的配合也是非常默契的，此后父子二人联手，为组织传递了大量有价值的情报，并屡建奇功，多次受到组织的表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