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已调地方工作的周赤萍撰写了一篇回忆文章，这篇文章被发表在杂志上，后来还编入了《红旗飘飘》丛书。 周赤萍出生在新坊山区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家里贫困不堪，只有一间破旧的房屋和两亩半水田（其中一部分还被抵押给别人），全家八口人。主要依靠父亲邹溢泉辛勤耕作，兼做农闲时挑脚卖力，母亲郭氏则做劈料（加工土纸的原料）来维持生计。1935年，父亲和二哥被国民党反动当局杀害，解放后，宜春县人民政府追认其父为革命烈士。由于家境贫困，周赤萍从小只能在杂馆读了两年书，便辍学回家帮忙务农、放牛、打柴，为家里分担重担。 尽管周赤萍出身贫寒，年少时却展现出与众不同的个性。他一方面有着强烈的进取心，不甘心生活在平凡之中。他对武术充满兴趣，曾拜昆九为师，学习拳术，希望通过武功改变自己的命运。另一方面，他胆大无畏，敢于挑战别人不敢去的地方。家附近有一座名为银子岭的险峻山峰，山路崎岖险峻，村里的人都避而远之，但年仅10岁的周赤萍却不畏艰险，勇敢地登上了山顶。更为重要的是，他的革命思想激进，容易接受新的革命理念，这也为他后来的参军奠定了思想基础。 当周赤萍参军后，他表现得十分勇敢，完全没有新兵的胆怯，总是冲在最前面。在一次激烈的作战中，他的胳膊受了伤，并被认定为二等残疾，意味着他必须离开红军，回到家乡。然而，周赤萍不愿离开部队，满怀激情地向上级申请继续参战，甚至退还了残疾证和抚恤金，以表明自己的决心。组织看到他如此赤诚，最终将他改为三等残疾，这样他就可以继续参加战斗。抗战爆发后，周赤萍参与了多次反“扫荡”战斗，给日军造成了沉重打击，并且成功地建立了鲁中根据地。 1960年，一篇发表在杂志上的回忆文章引起了广泛关注。这篇文章的作者是时任地方工作的周赤萍同志，文章讲述了他在解放战争时期的亲身经历。这篇文章不仅被收录进《红旗飘飘》丛书，还因其真实的历史记录和生动的叙事风格，被有关部门印制成小册子向社会发行，发行量十分可观。 周赤萍同志写这篇文章时，正值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二个十年。此时的他已经离开了军队岗位，调任地方工作。作为亲历者，他希望通过文字记录下那段波澜壮阔的战争岁月，让更多人了解解放战争时期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 回忆的笔触转向了1940年代后期。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周赤萍担任着东北民主联军第7纵队政委的重要职务。之后，他与梁兴初搭档，共同担任东北野战军第10纵队的领导工作。在战争年代，第十纵队的将士们不仅在战场上英勇作战，在日常生活中也展现出了军人的本色。他们克服了极其艰苦的物质条件，互帮互助，同甘共苦。每当行军途中遇到群众，官兵们都会主动帮助乡亲们干农活、挑水、砍柴，真正体现了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 这篇回忆文章发表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许多读者来信表示，通过文章了解到了解放战争时期的重大战役，感受到了革命先辈们为新中国成立所作出的重要贡献。有的读者还专门到图书馆查阅相关的历史资料，深入了解这段历史。 抗战时期，他担任山东纵队第一旅的政委，这支部队是我军在山东地区的主力之一。第一旅后来走出了六个团，这些团在解放战争期间成为我军的核心力量。周赤萍的贡献不可忽视，他的领导与决策为这些部队的成就提供了重要的支持。 1934年10月10日，长征正式开始，周赤萍在担架上起步。回顾长征时，周赤萍曾总结道：“红军从江西出发时，计划先在湖南打击敌人，争取较大胜利，再调动敌军转向湖南，之后再回江西。此计未成，后来到了贵州，计划在云贵川建立根据地，仍未成功，最后决定长征到陕北与当地红军会合。” 当红军行至湖南宜章时，周赤萍的伤势已有好转，开始骑马，担任六师卫生部政委，负责安排伤员。期间，他的主要任务是将伤员隐藏并托付给沿途的百姓，成功帮助了四五百名伤员。在随后的几个月里，六师番号被取消，部分兵力并入四师和五师，周赤萍被调任三军团司令部无线电台政委。 1945年，抗战胜利后，中央决定进军东北，争夺这一战略要地。周赤萍所在的滨海支队率先接到命令，进驻东北并占领有利地区。在东北，周赤萍结识了一位很有影响力的朋友——林帅。林帅对周赤萍印象深刻，认为他是一位非常有能力的政委。 随着时间的推移，一纵的司令员出现了问题，林帅决定将李天佑调来，与原司令员进行对调。然而，原司令员并不愿意执行这一命令。关键时刻，周赤萍站出来表态，他表示自己愿意当副政委，允许原司令员当政委，甘愿降级，只为维护团队的和谐与关系。罗荣桓称周赤萍是个“实实在在”的好人，从此，周赤萍得到了林帅和罗荣桓的进一步重用。 20世纪90年代，他决定写下自己的回忆录。在回忆录中，周赤萍写道：“革命战争是你死我活的战争，这场战争牺牲了无数的革命战士和群众。在战争中，饥饿、疾病和死神整天威胁着每一个战斗者，而我正是从饥饿与死亡的峡谷中走出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