凉薄之人，终究没有好下场！1969年，37岁梁从诫被下放江西劳动，妻子周如枚立刻

凉薄之人，终究没有好下场！1969年，37岁梁从诫被下放江西劳动，妻子周如枚立刻提离婚，还给儿子改名换姓，不久后改嫁。12年后，周如枚的下场大快人心。 在一次环保考察中，梁从诫与一行人前往海南。其他人悠闲地享受着海滩的美景，而梁从诫却心情沉重，因为他注意到海滩上满是垃圾——塑料瓶、包装袋、玻璃碎片等污染物散落一地。其他人对此视而不见，继续谈笑风生，仿佛一切都与他们无关。梁从诫无法容忍这种漠视环境问题的态度，于是他脱离了考察队伍，自己拿着一个大袋子开始捡拾垃圾。不久，他就捡满了一大袋垃圾。 到了吃饭时间，大家依然在互相奉承，谈论着海南的沙滩是如何美丽如世外桃源。梁从诫终于忍无可忍，他将装满垃圾的袋子狠狠地丢在了桌子上。顿时，现场的气氛骤然凝固，所有人的谈笑风生戛然而止。梁从诫摇了摇头，语气沉痛地说道：“从我的祖父梁启超，到我的父亲梁思成，再到我，我们三代人都是失败者。” 林徽因和梁思成非常重视孩子的教育，对子女的要求十分严格。夫妻俩特别希望梁从诫能继承他们的事业，投身于建筑行业。为了让孩子能够适应并热爱这门学科，他们不断地向梁从诫传授知识，给他灌输建筑方面的理论。随着梁从诫逐渐长大，父母对他的期望也在不断升高，希望他能走上一条与自己相似的职业道路。 高考时，梁从诫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清华大学作为自己的报考目标。然而，命运似乎开了一个玩笑，他仅差两分就与清华大学失之交臂。林徽因无法接受梁从诫没有如愿进入清华，因此请求复查试卷。当林徽因再次审视试卷时，她惊讶地发现梁从诫在试卷上写下了11个大字：“我不喜欢建筑，我喜欢历史！”这11个字如同一记响亮的耳光，让林徽因猛然清醒。 1980年的一个春日，北京城内传来一个消息：周如枚在49岁的年纪突然离世。这个消息在知识分子圈子里引起了不小的波澜，许多人都在私下议论着这位曾经的北大教授千金的一生。有人惋惜她英年早逝，也有人说这是命运的安排。但更多的人，却不约而同地想起了十二年前那个动荡的年代里，她对前夫梁从诫所做的种种事情。 梁从诫和周如枚的婚姻源于两家的世交。在那个年代，这样的婚姻被视为最理想的结合。双方家庭都是知识分子，有着相似的生活背景和价值观念。婚后，两人住在北京城内一处幽静的院落里。院子里种着一棵高大的梨树，每到春天，白色的梨花开满枝头，在外人看来，这是一个完美的家庭。 然而，1969年的那场风暴，彻底改变了这个家庭的命运。那一年，37岁的梁从诫和众多知识分子一样，被下放到江西农村接受劳动改造。这对于一个常年在设计院工作的建筑师来说，无疑是生活的重大转折。当时，很多知识分子家庭都在经历类似的变故，有的选择同甘共苦，但周如枚却做出了一个令人意外的决定。 就在梁从诫即将启程前往江西的那段日子里，周如枚的表现让所有认识他们的人都感到震惊。她没有选择等待丈夫归来，而是迅速地提出了离婚。更令人难以接受的是，她不仅要与丈夫划清界限，还要切断儿子与父亲的联系。她给儿子改名换姓，将原本的梁鉴改为周志兵，用自己娘家的姓氏替代了梁姓。 80年代后期，梁从诫辞去公职，开始在“文化书院”担任导师，并兼任《知识分子》杂志的主编。在《知识分子》的前言中，他提到：“有人把知识分子誉为社会的栋梁、大脑等等，我们却宁可对他的局限性保持一点自知之明。” 梁从诫对环境问题的关注源于一个偶然的契机。20世纪80年代初，乡镇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社会各界纷纷关注其对经济的推动作用。而那时的梁从诫正在主办一本叫做《百科知识》的杂志，每天都会收到大量的来稿。有一天，他在一堆来稿中发现了一篇特别的文章，这篇文章让梁从诫第一次真正开始关注到中国日益严峻的环境问题。从此，他便义无反顾地投身到环保事业中。 有一次，梁从诫到宁夏的贫困地区走访，在草原上，他看到一个小女孩和弟弟正在挖掘一种叫“发菜”的植物。小女孩告诉他，挖到这些植物能够卖钱养家。然而，梁从诫意识到，这样的行为会导致沙子裸露，长时间下去，草原沙化的后果将不堪设想。这个经历让他深刻感受到，环保不仅仅是一个口号，更需要扎根于每个人心中，尤其是下一代的教育。 1995年，梁从诫得知滇金丝猴的栖息地受到了威胁。滇金丝猴生活在滇西北地区的一片100多平方公里的原始森林中，由于当地政府的财政问题，决定砍伐这片森林。梁从诫第一时间通过媒体报道此事，并直接向中央领导写信呼吁。直到央视《焦点访谈》将此事广泛传播，才迫使当地政府停止了对原始森林的破坏。 有一位环保志愿者写出了《长江魂》一书，计划通过出售图书筹集资金建立自然保护站。梁从诫得知后，便邀请这位志愿者来到北京，并陪同他一起去学校卖书、开演讲会。梁从诫还写信给国家环保总局和林业局，呼吁采取措施保护藏羚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