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中，八路军包丕菊刚下山，不料迎头撞上作伪军的表哥，其惊讶地问：“表妹你不是参加八路了吗？”这一问，差点让包丕菊暴露身份！不过包丕菊一点也不慌张，只见她酥酥麻麻地对着表哥说：“表哥~我是来投奔你的......” 中央红军在初创时期就高度重视情报工作的重要性。南昌起义后，因对敌情侦察不足，部队在南下途中遭受了国民党军的围攻，这一惨痛教训促使朱德和毛泽东在上井冈山后专门设立特务队，负责敌情侦察和信息搜集。然而，由于当时条件有限，这种情报工作的方式还较为原始。随着红军的壮大和战争规模的扩大，情报工作逐步得到了发展，在历次反“围剿”和长征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陈毅元帅曾感慨：“我就是躺在棺材里也忘不了沂蒙人，他们用小米供养了革命，用小车把革命推过了长江。”沂蒙山区的人民在革命战争中为红军提供了巨大的支持。在瞭阳崮附近的道士海村，至今保存着陈毅领导革命时的旧址。 在孟良崮脚下，蒙阴县野店镇烟庄村流传着沂蒙老区人民支援解放军的故事。1947年，陈毅亲自命名“沂蒙六姐妹”，赞扬她们为部队当向导、送弹药、烙煎饼、做军鞋、护理伤员的无私奉献。原中央军委副主席迟浩田也高度评价她们的贡献，并题词“沂蒙六姐妹，拥军情怀永不忘”。 安平崮作为沂蒙山区的一部分，也承载着革命斗争的传奇故事。这里的村民曾多次在崮上躲避战乱，因此得名“安平崮”。在抗战年代，包丕菊的故事尤为引人注目。安平崮当时被土匪占据，民国政府虽多次派兵攻打，却始终未能成功。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包丕菊以卧底身份进入土匪据点，摸清敌情，最终与游击队员里应外合，全歼安平崮土匪。 山路崎岖，碎石遍布。1941年初春的一个清晨，八路军女侦察员包丕菊正沿着山间小道缓缓前行。她肩上扛着一个布包，看上去就像是一个普通的农家女子。可就在这看似平常的一天，一个意外的相遇，却让这次特殊的任务险些在开始时就夭折了。 在安平崮山脚下，包丕菊迎面撞上了一群人。走在最前面的，正是她的表哥闫兴聚。这位在当地颇有势力的土匪头子身边跟着几名保镖，正好挡住了她的去路。包丕菊虽然早就知道可能会遇到表哥，但没想到会来得这么快。闫兴聚一眼就认出了她，脸上露出惊讶的神色，开口就问她不是去当八路军了吗，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这突如其来的问题本可能让任何一个地下工作者陷入困境，但包丕菊却表现得十分镇定。她不慌不忙地调整了一下肩上的包袱，用带着几分撒娇的语气回应表哥。她说自己哪有资格当八路军，现在外面这么乱，父母担心她一个女子在外面不安全，这才让她来投奔表哥。 闫兴聚听到这话，脸上的表情从疑惑转为惊喜。包丕菊见状，又掏出了一封家书，这更加打消了闫兴聚的疑虑。不出所料，闫兴聚立刻接过她的行李，热情地带她上山去见自己的父亲。就这样，包丕菊顺利进入了安平崮。 就在三天前，县委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会上讨论的正是如何处理安平崮这个盘踞着闫兴聚势力的据点。这个位置地势险要，三面环崖，如果强行进攻必定会造成重大伤亡。更重要的是，闫兴聚的存在严重影响了当地的抗日工作。 我党的情报工作起步于20世纪20年代，在周恩来领导下逐步发展，为党的壮大和民主革命的推进做出了巨大贡献。早期情报工作方式相对简单，通过派遣侦察员和收集敌方报纸等途径获取信息。长征途中，红军在到达各地后，总是安排专人将找到的各种报纸送到总部，成为重要的情报来源。 在技术手段上，红军逐渐掌握了密码破译的技术优势。毛泽东亲自管理破译工作，严格保密，以至于敌人长期不知道红军已能破译其密码。这种优势帮助红军获取了大量关于敌军战略意图和部署的信息，在关键时刻为红军跳出重围提供了决定性支持。刘伯承曾强调，侦察与情报是战斗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每一位军人都应像对待吃饭穿衣一样重视侦察任务。 抗战期间，八路军129师在刘伯承的领导下重视情报工作的成效显著。1942年，日军针对八路军前方总部展开“扫荡”。129师新1旅通过侦察获取了日军长治景家庄机场的详细布防情报，成功策划了一次奇袭。战斗中，红军烧毁日军轰炸机、汽车及汽油库，大大缓解了日军对八路军的军事压力。为迷惑日军，特工故意泄露情报，吸引日军主力回防，使红军部队安全撤离。 长征途中，红军面临着情报获取的严峻挑战，因沿途缺乏群众基础和地下党支持，获取准确情报变得更加困难。尽管如此，红军通过电台建立了创新的“接力”模式，与各主力部队保持联络。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红二、六军团之间相隔数千里，却通过电台相互通报敌情，确保情报的及时传递。这一模式在红军的战略部署和战场行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935年初，为探明乌江的渡江情况，耿飚带领侦察人员踏雪前行。当从对岸传来零星枪声时，他们意识到敌人已有防备。这种亲自侦察、果断判断的行动模式，是红军情报工作的鲜明特点，也是其成功的重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