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抗战爆发后，张幼仪购买了大批军服染料囤积起来，大发国难财，这也是她日后被世人所诟病的地方。 张幼仪与徐志摩的结缘，起源于她的四哥张嘉璈的一次偶然发现。1913年，时任浙江都督朱瑞秘书的张嘉璈奉命视察杭州的中学，偶然看到了徐志摩的考卷。张嘉璈觉得徐志摩的作文非常出色，尤其是那篇题为《论小说与社会之关系》的文章，写得惟妙惟肖，极像梁启超的文风。张嘉璈对徐志摩的才华印象深刻，当晚便给徐志摩的父亲徐申如写信，提议将妹妹张幼仪嫁给他。 徐申如很快回信，表示“有幸以张嘉璈之妹为媳。”他说的“有幸”并非仅仅出于客气，实际上，尽管海宁的徐家是富商，但与书香世家的嘉定张家相比，还是有所不及。张家不仅家境殷实，而且学术背景深厚。张幼仪的祖父曾任前清知县，她的父亲张润之虽然以行医为业，但也是一位有文化的读书人，后来张幼仪的兄弟姐妹中，也有不少成了上海滩乃至近代中国的知名人物。 张幼仪的二哥张君劢曾留学德国，起草了《中华民国宪法》，在上海政界也有着极大的影响力。张幼仪离婚后，便投奔了二哥，得到了二哥的帮助完成学业。她的四哥张嘉璈则是中国银行的总经理，在上海金融界举足轻重。正是因为家族的支持，张幼仪得以在上海女子商业银行担任行长，并成功挽救了这家即将倒闭的银行。 徐父对张幼仪的重视体现在许多方面。张幼仪在德国求学时，徐父每月都会给她寄去200美金，确保她的学业不受经济困扰。张幼仪回到上海后，徐父还将位于海格路125号的一套大洋房赠送给她。张幼仪有意开办云裳服装公司，徐父不仅全力支持，还为她入股投资。后来，徐家甚至将巨额家产留给了张幼仪，以表示对她的极大信任与支持。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中日战争全面打响。战火的阴云笼罩下，上海滩商界一片惶恐。许多商人开始收缩业务，将资金转移至租界，有的甚至选择关门歇业。然而，在这场经济动荡中，上海女子银行副总裁张幼仪却看到了一个特殊的商机——军服染料。 作为一位资深的金融从业者，张幼仪敏锐地注意到，随着战事扩大，军需物资必然出现供不应求的局面。其中，军服染料因其特殊性和稀缺性，极有可能成为一个暴利行业。在这个判断下，她开始大量收购市面上的军服染料，并将其存储起来。 这一决策，与张幼仪此前的经商经历有着密切关联。早在1931年，她就已经摆脱了＂徐志摩前妻＂的标签，凭借自己的才智在商界站稳脚跟。通过经营云裳服装店，她积累了第一桶金，随后又进入银行业，最终成为上海女子银行的副总裁。这些经历让她对市场走向有着准确的把握能力。 1937年下半年，由于德国停止了对华染料出口，加上战事影响了国内染料生产，市面上的军服染料开始出现短缺。此时，张幼仪囤积的染料价值开始显现。当其他商家无货可卖时，她开始逐步投放市场，染料售价最高时达到了原价的百倍。 这笔巨额利润让她在动荡的战时经济中不仅没有亏损，反而获得了可观的收益。除了染料生意，张幼仪还将获得的利润投资于棉花和黄金。 回国后，张幼仪开始在东吴大学教授德语，二年后，她得到了四哥的帮助，顺利进入了上海女子商业银行。凭借出色的工作能力，她先后升任为副总经理、副总裁和银行董事。在进入银行的同一年，张幼仪还兼任了“云裳社”时装公司的总经理，服装公司在她的经营下蒸蒸日上。 张幼仪的商业才华得到了极大的展现，成为了上海滩女性商业领域的一大传奇。1934年，她又被二哥聘请为财务总管，负责管理庞大的党务经费。身兼数职的她，成功地在上海滩打下了自己的商业王国，成为了中国女性成功的典范。 她通过大量囤积棉花，赚取了可观的财富，但这一举动也导致了严重的社会后果。由于她斥巨资囤积了大量棉花，市场上出现了严重的棉花短缺，许多百姓和抗战士兵因缺乏棉服和棉被而在寒冬中冻死。然而，张幼仪却并未对此感到内疚或担忧，反而继续享受她的财富积累。赚到足够的钱后，张幼仪决定逃离战乱的中国。 她带着家人登机时，甚至有些自得其乐地说道：“我极其幸运地在飞机上得到了一个位子。飞往香港中转的班机上，我们还得小心轰炸机。”在国内战火纷飞的背景下，张幼仪一家已经提前离开了香港，她在美国定居后，购买了一套位于纽约中央公园西道的大宅，这一地区至今是全球最昂贵的房产之一。 后来，张幼仪移居香港，并与一位名叫苏纪之的医生结婚。她的晚年生活保持得相当规律，每天7点半起床，做45分钟的体操后吃早饭，早餐通常是麦片粥或是煮了两分半钟的蛋。为了保持健康，张幼仪养成了看报的习惯，也会定期探望家人，并参加她所住公寓提供的课程。 每周她还会打麻将，设定自己一年内的输赢为200美金，保持轻松和娱乐。张幼仪在她的自传中提到：“我要为离婚感谢徐志摩。若不是离婚，我可能永远都没办法找到我自己，也无法成长。他让我解脱，变成了另一个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