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大清第一家族醇亲王府中气氛格外压抑。原来，曾经的摄政王载沣，他的妻子也就是溥仪的生母，以及溥仪的奶奶都一起被叫到紫禁城里，受到端康太贵妃的一顿训斥。 多尔衮在摄政期间，凭借卓越的权谋能力和对群臣的驾驭，使得他在当时几乎无敌。然而，他的死后却遭遇了极大的清算，不仅被削去爵位，甚至他的坟冢也被掘开，子弟和眷属都受到了无情的清算，直到乾隆年间才得以平反。与之相比，载沣虽然缺乏驾驭群臣的能力，也未能做出足够的前瞻性调整，但在退位后却未遭遇同样的清算。孙中山曾前来拜访，北洋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也都对他表示敬重。日本方面对他并未过多为难，而共产党则以礼相待。 按照清朝皇族的传统，载沣五岁时便开始接受私塾教育。作为醇亲王奕譞的儿子，他从小就得到了非常重视的教育。父亲在王府开设了家庭私塾，特意请来汉文教书先生专门教载沣。这种家庭教育使得载沣不仅获得了知识，也培养了他为人处世的能力。载沣非常好学，许多年后，他自取“书癖”作为别号，这足以说明他对学习的热爱。除了学业，奕譞还特别注重教导他如何做人做事，载沣因此从小便养成了谦卑、知足、好学的性格。 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仓皇出逃。时年17岁的载沣也带着家人逃至父亲的陵墓所在——西郊北安河西北的妙峰山。在妙峰山的醇亲王墓地附近，载沣和家人暂时躲避战乱。一个月后，他便从山中返回了自己的府邸。 载沣的一生，像他的父亲奕譞一样，始终是在自保中度过。他对时局的变化保持距离，极少发声。即便是1915年袁世凯称帝时，载沣也只评论了两个字：“胡闹”。1917年，张勋复辟时，载沣依旧给出了同样的评价：“胡闹”。 1921年深秋，北京城内的醇亲王府笼罩在一片愁云惨淡之中。这座曾经显赫一时的王府，此刻却陷入了一种异常的沉寂。府中的下人们仿佛商量好了一般，放轻脚步，压低声音，生怕惊扰了这份压抑的宁静。就在这一天，王府的几位主人——前清摄政王载沣、其妻子即末代皇帝溥仪的生母，以及溥仪的祖母，一同被宣召入紫禁城。 在紫禁城内，端康太贵妃的训斥声回荡在宫殿之中。她指责载沣一家纵容溥仪的任性妄为，破坏宫规。这位曾经的瑾妃，此时俨然以太后的姿态发号施令。她要求载沣一家回去后必须说服溥仪向她认错，否则后果自负。在场的三人只能低头应承，不敢多言。 自从1908年光绪帝驾崩，年仅三岁的溥仪继位，载沣担任摄政王以来，朝廷内外局势便愈发复杂。1912年，清廷虽已退位，但在紫禁城内部，一个＂小朝廷＂依然在运转，各方势力的角逐也从未停止。 隆裕太后去世后，端康太贵妃开始逐渐显露出野心。作为已故光绪帝的妃子，她试图效仿当年的慈禧太后，想要完全掌控紫禁城内的大权。端康太贵妃早年曾是光绪帝的宠妃瑾妃，此时她已将注意力转向了年轻的溥仪，企图通过控制这位名义上的皇帝来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 然而，少年溥仪却并非任人摆布的傀儡。在一次早朝议事时，当端康太贵妃想要干预内廷用人问题时，溥仪公然表示反对。他坚持认为自己才是皇帝，对宫中事务有最终决定权。 载沣在继承了醇亲王爵位后，也继承了包括醇亲王府在内的家产，一度成为清朝权势和财富并重的王爷之一。然而，随着清朝的覆灭，他的财产逐渐缩水。当他再次回到北京时，除了那座历史悠久的醇亲王府，几乎一无所有。经过深思熟虑，载沣最终意识到，出售王府不仅能解决眼前的困境，还可以为他提供购买新住所的资金，达成双赢的结果。最重要的是，如果王府能出售给国家，得到妥善的修缮和保护，他就能放心地将其传承下去，也算是没有辜负祖先。 1911年，中国东北爆发大面积鼠疫，疫情蔓延迅速，造成了巨大人员伤亡。载沣模仿欧美的防疫措施，迅速公开疫情信息，并采取有效手段控制了疫情的蔓延，获得了全世界的一致赞誉，树立了开明贤能的形象。然而，随之而来的革命风暴使得局势急剧恶化。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革命党人迅速占领了武昌，并宣告湖北独立。 很快，各省纷纷宣布独立，脱离了清政府的控制。尽管北洋新军的军力强大，但他们并不听从载沣的指挥。面对这种局面，载沣不得不请出袁世凯来平息这场动荡。在卸下权力后，载沣的家人哭泣不已，而他却淡然告知妻子瓜尔佳氏：“从此就好了，我可以回家抱孩子了。” 1912年1月，前清大臣良弼、恭亲王溥伟等皇室宗亲共同成立了“宗社党”，意图通过联合宗室力量反对清帝逊位，谋求复辟。然而，仅半个月后，宗社党首领良弼便在回家途中遇刺，炸弹袭击导致他重伤不治。良弼的死给载沣带来了巨大的冲击，载沣不愿死于非命，更不想死得不明不白，于是他选择“神隐”，让自己远离政治的风暴。溥仪以及载沣的其他家人最终都度过了民国时期的动荡，挺过了抗日战争，见证了新中国的成立，并成为了中国的公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