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韩复榘的遗孀高艺珍给中央写了一封信：“韩家东绒线胡同47号，原来是我的房子，能否将其归还？” 1925年冬天，北京毛家湾7号传来一阵悲恸的哭声，旅长韩复榘的父亲韩世泽去世了。韩复榘虽然已经升任旅长，但西北军的财政状况一直拮据，待遇也不高，家里连购买棺木的钱都没有。当时，韩复榘正在前线参加天津战役，指挥部队讨伐奉系军人李景林。此时，家中无人主持父亲的丧事，韩复榘的妻子高艺珍焦急万分，不得不向韩复榘送信，催促他赶回家。 面对父亲危重的消息，韩复榘却无奈地回应，“现在正带队打仗，不能回去。”第二天傍晚，他风尘仆仆地回到家，哭了一阵后，赶紧恢复冷静，告诉妻子高艺珍，前方战争紧急，他必须立刻回去，并交代丧事由北京卫戍司令鹿钟麟处理。说完，韩复榘便带着几个传令兵迅速离开，消失在妻儿的目光中。 李宗仁曾对韩复榘的评价非常尖锐，认为他的“愚而好自用的简单头脑”最终误导了他。韩复榘始终坚持保留实力、保存自己军队的原则，不愿与日军进行正面硬拼，认为只要保存实力，未来必有机会。 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他主政山东多年，将山东建设得如同一个独立王国。李宗仁曾多次要求他坚守泰安，并采取游击战的策略，但韩复榘拒绝了这些建议，始终以自己的利益为先。最终，韩复榘因为拒绝服从命令，并与蒋介石发生冲突，最终被扣押并送往武汉。 此后，他被枪决，李宗仁与其被枪决一事也有着直接的关系。很多人认为，韩复榘的死直接导致了刘湘的去世，刘湘在得知韩复榘被杀的消息后，三天后因病去世。历史上甚至流传着“枪毙韩复榘吓死刘湘”的说法。 1949年，当新中国的曙光初现，一封特殊的信件在当时显得格外引人注目。这封信的作者是韩复榘的遗孀高艺珍，收信人是新中国的中央政府。信中写道的是关于北平东绒线胡同47号房产的归还请求。这座房子承载着太多故事，也见证了一个家庭命运的沧桑巨变。 这处位于北平的房产并非普通的民居。早在1931年，当时的东北军首领张学良就将这处宅院赠予了韩复榘。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政要之间互赠房产是一种常见的社交方式，也是表达政治结盟的重要手段。 然而好景不长，抗战爆发后，日军入侵华北地区。在日军占领北平期间，这座宅院也未能幸免，被日军强行占用作为军事设施。战火纷飞的岁月里，这座房子的产权归属变得扑朔迷离。到了抗战胜利后期，国民政府接管了北平城内的大量房产，其中就包括这处充满争议的住宅。 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高艺珍曾多次向国民政府相关部门申请归还房产。然而，国民政府的态度却十分强硬。他们声称，由于这处房产在战时被日军占用，已经被划归为＂敌产＂类别。按照当时的政策，所有＂敌产＂都由政府接管，不再返还给原主人。 这样的答复让高艺珍陷入了困境，她作为一个普通的妇女，既没有政治影响力，也缺乏社会地位，想要通过正常途径讨回房产几乎是不可能的。经过漫长的等待，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高艺珍才再次燃起希望。中央政府经过认真调查和慎重考虑，决定支持高艺珍的诉求。 韩复榘在民国时期主政山东长达七年，他以断案迅速且风格独特而著称。每周六日上午，韩复榘都会在省府大堂前亲自审案，这已成了他的惯例。即使有事耽搁，他也会在下周补上。韩复榘断案极为率性，凭直觉做决定，因此案件处理速度非常快，常常在一上午内就能结案数十件。尽管判决速度惊人，但结果往往让人啼笑皆非，许多民间流传着他的奇闻轶事。 有一次，县里抓住了两个小偷，一个偷了一头牛，另一个偷了一只鸡。审讯过程中，韩复榘直接问：“鸡一抓就叫，你竟然还敢偷，真是胆大包天，立即枪毙！”而当他听到偷牛的小偷时，他却说：“牛不声不响，倒是能偷。”最终，那个偷牛的小偷被释放了。有一次，他审问四个土匪，其中一个身材魁梧，他直接命令将其送往特务队，而其他三个立即表忠心。 有一次，韩复榘审问一群土匪，决定将待审者分为两组，放生的站左边，枪毙的站右边。突然，一个人被发现站在右边，他大喊“我是送信的！”韩复榘误以为他是替土匪传递消息，便命令立即枪毙。事后才得知，原来这人是官员派来送信的，不幸站错了位置，因而丧命。 在另一起案件中，韩复榘处理了唐王两姓的复仇案。唐家在1925年遭到王家屠杀，唐家心有不甘，自1930年起展开报复，接连夺走王家七条人命。韩复榘听完案情后，直接命令抓捕唐家全体成员，并将其一律枪毙，尽管有副官和参议提出反对意见，韩复榘依然执意执行，最终将唐家11口人一网打尽。 蒋介石意识到西北军内部的不和，于是决定分化瓦解冯玉祥的势力。他通过情报系统收买了韩复榘，并许诺每月拨款60万元给韩复榘，但这些承诺最终都未兑现，导致韩复榘在经济上感到不满，并采取了自己的“办法”来解决。1938年，韩复榘最终因不听蒋介石命令而被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