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鲁迅的弟弟周作人，被关了3年后出狱。漫画家丰子恺出于同情，为他提供了工作。未料，周作人不领情，还批评道：“丰子恺的画，油滑肤浅！丰子恺的翻译，不能出版！”
20世纪的中国历史人物中，周作人是一个让人难以简单评判的存在。他是现代文学史上不可或缺的文学大家，开创了“趣、智、理、味、谐、闲”相结合的美文文风。他的散文作品对俞平伯、林语堂、梁实秋等众多作家产生了深远影响，被郑振铎称为“新文学史上的光辉人物之一”。
周作人性情内敛平和，与兄长鲁迅激烈昂扬的风格截然不同。鲁迅以“戛剑生”“迅行”等笔名撰写雄健激昂的作品，而周作人则将文学视为内心的寄托，探寻平淡中的趣味。在他眼中，文学不是激荡人心的呐喊，而是静水流深的思考。他对日本文化有着深厚兴趣，称东京为自己的“第二故乡”，并从日本语言和文化中汲取创作灵感，这一倾向贯穿于他的作品中。
周作人不仅是“小品散文之王”，更是一位语言天才和翻译家。他精通日语、希腊语、英语等多种语言，将《希腊神话》《枕草子》《石川啄木诗歌集》等西方及日本经典引入中国。他的翻译作品为中国文学注入了新鲜的血液，拓宽了读者的视野。胡适曾高度评价他：“到现在还值得一看的，只有周作人的东西。”曹聚仁也赞誉他为“小品文的第一好手”。
50岁时，周作人为自己写了两首自寿诗，一首出世，一首入世，折射出他内心对平静与现实的矛盾追求。在新文化运动的洪流中，他选择退守“闲适的港湾”，却在时代的洪流中备受争议。1966年，他完成了最后一部作品《知堂回想录》，其中写道：“这本回想录只有‘真实’，没有‘诗’。”短短一句话，似乎既是对自己一生的概括，也是他不为世人辩解的最后宣言。
1949年，经历了三年牢狱生涯的周作人终于获得假释。出狱后的周作人，生活陷入困顿。他急需一笔钱来维持家用，于是便想到了出版自己在狱中创作的诗集《儿童杂事诗》。这部诗集共收录了72首忆旧打油诗，主要描写了儿童生活和儿童故事，回忆起江南旧日的风物和童年的趣事。
诗集在报纸上连载时，反响平平。为了提高书的销量，编辑想到了一个办法：请当时颇有名气的漫画家丰子恺为诗集配插图。丰子恺的漫画以其天真质朴、趣味盎然的风格备受读者喜爱。出于对老友的同情，丰子恺欣然答应，为周作人的诗集配了69幅插图。在丰子恺的画笔下，周作人笔下的儿童生活和江南风物变得更加生动有趣。
然而，让丰子恺没有想到的是，周作人对他的帮助并不领情。周作人对丰子恺的漫画风格颇有微词，认为其＂浮滑肤浅，不懂＇滑稽＇趣味＂，插图中可取者不过十分之一。周作人甚至言道：＂我的诗再不行，也比他画的百分比高得多。＂面对周作人的批评，丰子恺只是一笑置之，并未多作回应。
十多年后，丰子恺在翻译《源氏物语》的过程中，邀请周作人对译稿进行校阅。彼时，周作人已是日本文学翻译领域的权威，丰子恺希望能借助他的专业意见，提高译作的质量。然而，让丰子恺没有想到的是，周作人看完译稿后，只留下了四个字的评语：＂不能出版！＂
周作人与鲁迅的决裂，不仅是家庭内部矛盾的体现，更在抗战的大背景下牵扯出民族大义和历史抉择的分歧。作为鲁迅的二弟，周作人从少年时期便展现出安静温顺的性格，天性喜爱文学。家境优渥的童年让他得以接受良好的教育，而与兄长一同留学日本的经历更是深刻地塑造了他的世界观。
1906年，周作人随鲁迅赴日本留学。鲁迅一人承担了与外界交流的重任，而周作人则沉浸于学习和写作之中。这段相对安逸的岁月让他对日本的印象颇为正面，这种认知在他日后的言行中留下深深的烙印。回国后，他以翻译和文学创作为职业，文风清新隽永，在文化领域颇有建树。
然而，抗战时期，周作人的选择让他深陷争议。1938年，他受邀参加日本在北平举办的“文化建设”座谈会。消息一出，茅盾等文化界人士纷纷致信劝诫，希望他能避免沦为文化汉奸。然而，周作人对这些警告置若罔闻，认为自己只是参与文化交流，未察觉自己已踏上了不归路。即使在鲁迅生前曾劝他南下，他也未听从。1936年鲁迅病逝，周作人虽未赴上海参加葬礼，但在北大礼堂的纪念会上公开悼念兄长，彼时他们的兄弟情谊已无法挽回。
1939年，周作人公开投向日伪阵营，成为「文化汉奸」，这一行为使他彻底失去声望。抗战胜利后，他被判死刑，但因胡适等人的求情，改判为14年徒刑，后减至10年。新中国成立后，他经济窘迫，靠稿费维生。为争取宽大处理，他写信给周恩来，试图为自己辩解。此信最终转呈毛泽东，毛泽东批示道：“文化汉奸嘛，又没有杀人放火。现在懂希腊文的人不多了。养起来，做翻译工作。”自此，周作人开始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翻译西方古典文学，重新获得生活来源。
在晚年，周作人以八旬高龄依然笔耕不辍，翻译了《希腊的神与英雄》、《伊索寓言》等十多部作品。这些译作虽以匿名形式发表，但质量上乘，成为文学遗产的一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