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山东日伪军的暗杀队几天内连杀我方10名同志，而我军一时之间也无法得手除掉他们。没想到最后，竟然还是在一名日伪军士兵的帮助下才剿灭的暗杀队。
抗日战争时期，伪军的存在无疑是一个令人痛恨的现象。这支人数多达三百万的队伍，不仅远超侵华日军的规模，还大大弥补了日军兵力不足的问题，成为敌人用来破坏抗日根据地的重要工具。然而，伪军的形成并非单一原因，而是多种复杂因素交织的结果。
在伪军中，有不少是国民党“杂牌军”出身的部队。由于蒋介石对地方军阀采取排挤和削弱政策，这些部队在失去立足之地后，为了保全自身，选择投靠日军。与此同时，生活的贫困也使许多普通百姓为了谋生而加入伪军。当时，日军通过金钱收买、威逼利诱等手段，大量招募下层民众。伪军的待遇在当时的经济条件下足以养家糊口，成为不少人无奈之下的选择。
伪军的角色在日军的侵华计划中至关重要。比如伪满洲国军，作为伪军中战斗力较强的一支，其主要任务是清剿东北地区的抗日武装；伪蒙军则在日本人的支持下以“振兴蒙古帝国”为名，侵扰绥远，但在傅作义将军的顽强抵抗下屡遭重创；华北绥靖军（即“皇协军”）更是八路军敌后抗战的重要对手，以夜袭战术闻名，给八路军造成了一定困扰。汪伪军则是汪精卫政权的核心武装，其装备多为日军从国民党军队中缴获的武器，但因战斗力低下，最终沦为一支战场上的“炮灰部队”。
伪军不仅在军事上配合日军，还在敌后战场实施各种破坏策略。他们中的一些人组成“暗杀队”，专门对抗日根据地的党员干部进行暗杀。例如，山东湖西根据地就曾遭到伪军和日军联合的持续蚕食。面对这些伪军，八路军采取了灵活的应对策略，不仅在战术上以化装渗透瓦解敌军，还利用伪军内部的矛盾，加速其瓦解。
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大多数伪军未能逃脱清算的命运。一部分伪军被国共两军收编，但由于训练松散、战斗力低下，这些士兵往往只能充当炮灰角色。另有一些伪军选择逃亡，隐姓埋名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
1944年，中国抗日战争已进入最艰难的时期。在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下，山东人民饱受蹂躏。为了打击抗日力量，日伪军成立了一支凶残的暗杀队，专门针对抗日干部和我党地下工作者下手。短短几天内，这支暗杀队就残忍杀害了我方十多名同志，其凶残和狡猾程度令人发指。
在暗杀队的恐怖行动下，我方损失惨重。短短一周内，山东七八个村庄的十多名我党干部和抗日积极分子全部惨遭杀害。锄奸队虽然日夜搜捕，但收效甚微。
就在此时，一个意想不到的人物登场了。他就是叶桂清，一个日伪军头目的义子。叶桂清曾是国民党军官，在一次战斗中被我军俘虏。我军向来善待俘虏，叶桂清在被俘期间亲身感受到八路军的仁义，内心备受触动。不料，一个月后，他的父亲却死于日军与伪军的交火。丧父之痛，让叶桂清对日本侵略者恨之入骨。
同情叶桂清的不幸遭遇，也欣赏他正直的为人，我军曾多次做他的思想工作，希望他能弃暗投明。叶桂清虽然倾心于我党的抗日主张，但毕竟与日伪军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一时难以下定决心。直到暗杀队如此猖獗，我军再次找到他，希望他能助一臂之力。
叶桂清深知暗杀队的残忍手段，也不忍见我军将士身陷险境。权衡再三，他决定铤而走险，通过自己在伪军中的关系，打入邓云生的暗杀队内部。叶桂清的养父与邓云生是旧日战友，因此邓云生对叶桂清十分信任，当即同意让他加入。在叶桂清的协助下，我军终于铲除了这个心腹大患。
抗日战争期间，伪军成为抗战力量不得不面对的一支复杂势力。面对庞大的伪军群体，我党采取了一系列策略，既瓦解了伪军内部，又为抗战提供了助力。
在策略中，群众方针是关键。伪军群体虽名为敌人，但其中大多是普通民众。他们中有被迫为日军卖命的穷苦人家，也有不满伪军体系的边缘人物。为此，我党在伪军内部筛选出有投诚意向的人，并通过“回心抗战证”明确他们的立场。伪军只需承诺不与抗日军队作对，不危害百姓，并尽量提供日军情报，便能继续在伪军中留任。
莫正民是伪军中颇具代表性的一员。抗战爆发之初，他坚持抗日，但在1940年却因受“曲线救国”思潮影响，率部投靠日军。担任伪莒县保安司令后，他的部队扩展到3500人，专门与八路军对抗。然而，随着日伪军矛盾加剧，他主动与八路军接触，达成了不再为敌、交换情报的协议。
尽管双方开始合作，但莫正民始终摇摆不定。他允许我党在伪军内部宣传思想，却不直接表明立场。面对这种局面，我军决定在思想教育之外辅以军事打击，以促使其转变。1944年，八路军拔除了莫正民的多个据点，给其部队以重创。与此同时，我党采取软硬兼施的策略，一方面消除其后顾之忧，例如妥善安顿他的家属；另一方面以实际行动展现优待投诚者的诚意。
最终，在多重努力的感召下，莫正民决定率部起义，并积极筹备起义事宜。伪军的复杂性不仅在于其人数庞大，更在于其成员的多元动机。然而，我党始终坚持以团结和争取为主，以打击和惩治为辅，将伪军转化为抗战力量的一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