枪声响起时，她裹着汗水的发丝还在风中飘动。二十五岁的翟曼霞倒下时，围观人群里有老太太别过头念叨“造孽”，也有小伙子攥紧了拳头。 西安护城河边的柳树还记着那个穿碎花连衣裙的姑娘。八十年代初的街头，她踩着进口凉鞋走过青石板路，白花花的肩膀晃得杂货店老板直揉眼睛。百货大楼的售货员们总趴在玻璃柜台上，看她拎着外文书从门前飘过。 她确实和旁人不同。图书馆外文区借阅卡上密密麻麻的记录，藏着《包法利夫人》和《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的折痕。英国留学时拍的泳装照，在同学聚会上传阅得像地下手抄本。有人说她回国后交往过十八个男友，但派出所档案里只找到三封未寄出的情书。 那年七月正午的护城河，蝉鸣声里混着布料撕裂的脆响。几个戴红袖标的妇女冲进更衣室时，翟曼霞刚把泳衣搭在肩上。后来公审大会的布告栏上写着“公共场合赤身露体”，但现场照片里分明能看见她攥着褪色的泳衣下摆。 严打运动像暴雨前的闷雷。法院判决书上的“流氓罪”三个字，沾着审判员钢笔漏出的蓝墨水。同监舍的姑娘偷塞给她半块桃酥，说“你这事搁现在顶多算行为艺术”。枪决前夜，她托人带话给母亲：“把我那些布拉吉烧了，别留着招灰。” 四十年后的咖啡馆里，年轻女孩刷着短视频讨论穿衣自由。她们不知道1983年的刑场上，有个同龄人至死攥着发皱的泳衣肩带。司法档案馆的卷宗显示，当年与她同案处理的还有七名男性，最重的判了十五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