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七七事变如惊雷般震撼了整个华北，随之而来的日本侵略让无数学子不得不离开校园，踏上南迁之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这三所著名高校，如同大雁齐飞，寻找一片安全的天地。 在长沙，三校联合成立了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尽管“临时”二字似乎透着不确定，但这却是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一个重要时刻。1938年春，临时大学迁至昆明，改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开启了一段波澜壮阔的教育历程。 当年8月28日，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北大校长蒋梦麟和清华校长梅贻琦三人收到了一封任命书，国民政府希望他们共同筹备长沙临时大学。三位校长对此并不陌生，毕竟清华早在1935年就已在长沙修建校舍。然而，三校合并后，如何管理成了一个难题，犹如一块拼图，缺少了关键的那一块。 虽然成立了委员会，但谁来主导成为了焦点。张伯苓年长，但南开大学实力相对较弱，他不愿意争权。在一次会议上，他把手表送给蒋梦麟，意思再明显不过：“你来领导吧，我支持你。”蒋梦麟则展现出知识分子的风范，主张采用常务委员会制度，并支持梅贻琦负责日常事务，毕竟清华掌握着关键的资金，梅贻琦是最佳人选。 梅贻琦虽年轻，却是南开中学的“老学生”，深得张伯苓的信任。于是，在蒋梦麟的让步、张伯苓的放权、梅贻琦的承担下，西南联大终于在长沙顺利建立。 然而，随着战局的恶化，长沙临时大学不得不再次迁徙，前往昆明。1938年4月2日，教育部电令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去掉“临时”二字，意味着三校联合办学将成为一种长期状态，仿佛是“长江后浪推前浪”。 迁至昆明后，学校面临的安置问题让人捉襟见肘。昆明的校舍根本无法满足所有联大师生的生活学习需求，借用的校舍和教室也不够，甚至有些学生只能在寺庙里上课，真是“临时抱佛脚”的窘迫。梅贻琦忙得焦头烂额，面对的不是学术研究，而是如何合理分配校舍。 此时，北大秘书长郑天挺站了出来，提议带领文法学院的部分师生前往云南最大的贸易城市蒙自建立分校，以缓解昆明校舍不足的危机，避免了学生们无处可去的尴尬，真是“雪中送炭”。 既然三校联合已成定局，校内管理机构也得建立。由于联大常委会的两位常委张伯苓和蒋梦麟长期在重庆工作，校内的北大教授们对清华校长梅贻琦的主持工作表示不满，尤其是在文学院院长的任命上，北大文科为主，却由清华的冯友兰担任院长，众教授心中难免有些不平。问题反馈到蒋梦麟处，他却淡定地说：“战后各校仍旧会独立，眼下国难当头，咱们就别为这些小事争吵了。” 为了缓和各校之间的摩擦，梅贻琦在1938年10月推动了联大常委会的扩大，原本只有张、蒋、梅三人组成的常委会，扩大至各院长、处长均可参加，力求做到公平公正，真是“众人拾柴火焰高”。 在当时中国最顶尖知识分子的共同努力下，西南联大成为了教育界的一座丰碑。日本投降后，西南联合大学宣告解散，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分别迁回北京和天津，三校复员。 西南联合大学的成立，虽因战火而生，却让中国的高等教育没有因战火而中断，为战后的建设培养了无数人才。正如古人所云：“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在逆境中成长的西南联大，成为了中华民族精神的一部分，铭刻在历史的丰碑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