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冬，24岁的韦绍兰被日军抓住了。在经历三个月的非人折磨后，韦绍兰跑回家。但不久，她发现怀了日军的孩子。她疯狂捶打肚子，婆婆却劝她：“留下来吧，毕竟是一条生命，让他活着吧！” 韦绍兰，出生于广西荔浦县，24岁的她已经嫁人，生育了一个女儿。 1944年，日军入侵荔浦后，开始在他们村子里扫荡时，家中丈夫和婆婆有事外出，韦绍兰只能背着不足一岁的女儿前往山上避难。 韦绍兰和当地其他女孩躲避在山洞里，一开始还能听到日军的动静，她们动也不敢动。 等日军的声音没有了，她们才蹑手蹑脚地走出来。谁知，天不凑巧，她们刚出来，另一队日军恰好过来，手无寸铁的她们只能束手就擒。 韦绍兰她们被带到了一座隔壁村的炮楼里，被看管起来。一开始，有女孩不顺从，被当场刺杀。后来也有女孩，受不了自尽。 韦绍兰一开始并不顺从，可日军将目光对准女儿时，她屈服了。 在这个过程中，韦绍兰紧闭双眼，不敢哭，不敢看。每次日军每次来，都会给女儿一些糖果，只为不会听到小女儿的哭声。 韦绍兰被日夜折磨了三个月，日军看着她顺从，渐渐放松了对她的看管。韦绍兰并未死心，她暗暗观察附近的路线，打算逃跑。 一次深夜，日军喝了酒，正在打盹。韦绍兰悄悄抱起女儿，谎称上厕所，趁机逃跑。也是天助她吧，跑到天亮快时，也没有日军追来。 其实，当时的韦绍兰跑的也迷糊了，不知道跑到了哪里，等想起来家在东方，才一路走，一路问，艰难地找到了家。 等到家里，韦绍兰抱着女儿一出现，丈夫喜出望外，二人抱头痛哭。 不料，回来没几天，女儿忽然发了高热，去世了。 韦绍兰哭的不能自已，她悄悄喝了药，准备自尽。婆婆发现后，赶忙将她救起，拉着她的手，鼓励她活着最重要，那不是她的错。 韦绍兰打起精神，可没多久，她发现自己怀孕了。她疯狂地捶打肚子，婆婆劝她：“留下来吧，毕竟是一条生命，将来也是家里的劳动力，让他活着吧！” 丈夫虽然知道不是韦绍兰的错，可是她越来越大的肚子，村里人的目光，让他无法接受。 中间他也多次劝韦绍兰打掉孩子，可孩子大了，很难打掉，况且对韦绍兰有危险。 为了躲避村里人的风言风语，夫妻二人只能躲在家里，闭门不出。 1945年夏天，韦绍兰生下一个早产儿。可丈夫高兴不起来，没有照顾韦绍兰坐月子，也没有给孩子办满月酒。 韦绍兰都能理解，毕竟不是丈夫的孩子。后来，只能先用“阿告”来称呼这个孩子。等他渐渐长大，才取名罗善学。 韦绍兰含辛茹苦拉扯罗善学长大，靠去山上砍柴、采草药换钱，送他去上学。 可刚上三年级的罗善学，就不想去学校了。韦绍兰不理解，罗善学就哭着告诉她，同龄人一直孤立他，大伯也告诉他之前的事实，他的出生。 韦绍兰缄默不语，泪流满面。罗善学又觉得自己有点过分了，母亲也是受害者啊！ 可是长久的被错待，罗善学心里无法承受。有一次，他在山上放牛，看着手边的断肠草，他忽然觉得，吃了也挺好。 谁知，命不该绝，罗善学吃了断肠草后，不仅没事，还把之前因为早产带来的毛病，治好了。 罗善学觉得自己命不该绝，老天都让他活着，他打起精神回家了。 韦绍兰得知后，哭着对罗善学说：“这个世界，就算再苦，也是好的，活着吧！” 1986年，韦绍兰的丈夫因病去世，其他的儿女都长大了，他们外出打工定居。 也曾接韦绍兰去他们家里居住，可是韦绍兰住不惯，就回到老家继续和长子罗善学住在一起，相依为命，不过生活困苦。 2006年4月，日本首次承认在中国广西桂林“征召”过慰安·妇。 这个消息罗善学得知后，他和韦绍兰商量，将他们的故事，写信告知了收集零七年慰安所资料馆。 馆长得知后，将他们的事迹拍摄成纪录片《三十二》，控诉日本方面，进行索赔。 馆长也曾私下给了韦绍兰500元的红包，可在他们一行人拍摄完毕，走的时候，韦绍兰老人，又给他们一人一个红包，等他们打开后，发现里面都是100元。 而消息报道后，村里人开始将歧视的眼光转为同情和理解。后来更有好心人士，给他们邮寄吃食，改善了他们的生活。 罗善学是第一个公开承认自己是日军后代的受害者，因日军后裔的身份，他一生未婚。 在拍摄间隙，罗善学曾说：“母亲走了，我也要跟着走。” 而韦绍兰一生坚强，她劝儿子：“世界很好，就算吃野果子，也要多看一眼。不要这么想” 2019年，韦绍兰老人去世，享年99岁。罗善学老人打算出家。 历史不能被忘却，吾辈要永远铭记于心，只有国家强盛，我们才能保持住长治久安的生活。没有资格原谅，也不想原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