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一个蓬头垢面，穿着破烂烂的老乞丐，走到济南军区大院岗哨前问道：“哨兵同志，请问杨得志司令员在吗？” 哨兵立即警惕起来：“打听杨司令干嘛？这是军事机密，不能告诉你！” 1971年的冬天，济南军区大院门口迎来了一个瘦骨嶙峋、衣衫褴褛的老人。年轻的哨兵远远看到他走来，本能地皱起眉头，身体前倾准备拦截这位看似乞丐的陌生人。 老人注意到哨兵的警惕姿态，非但没有退缩，反而加快脚步走了过来。他紧紧抓住哨兵的手，声音沙哑却坚定：＂哨兵同志，请问杨得志司令员在吗？＂ 哨兵立即警惕起来：＂打听杨司令干嘛？这是军事机密，不能告诉你！＂ 老人的眼中闪过一丝失落，随即换上了恳求的口吻：＂我是他的老部下侯礼祥......我只是想见见他。＂ 哨兵审视着眼前这个自称红军团长的老人，将信将疑地询问了一些细节。在一番交谈后，他决定将此事上报，并安排老人在招待所等候消息。 侯礼祥出生于1912年湖北省荆州市江陵县的一个贫困家庭。15岁时父母相继去世，孤苦无依的他离开家乡前往荆州寻找生计。在生活的最低谷，一位貌似流浪汉的人向他伸出了援手，不仅给他食物，还邀请他一同前往武汉寻找工作。在这里，年轻的侯礼祥接触到革命思想，心中燃起了为国为民的热忱。 1929年，他正式加入红三军并入党，开始了自己的军旅生涯。在漫长的革命道路上，侯礼祥从一名普通士兵逐渐成长为连长、团长，参与了艰苦卓绝的长征。红一军作为先锋部队，常常冲锋在前，侯礼祥也因此多次负伤，但他从未退缩。 1936年红军会师后，因伤势严重，他被任命为红一师十三团团长并送往医院治疗。次年，侯礼祥被选派到红军抗日军政大学深造，学成后更是被委以重任，调往中央警卫团担任副团长，负责保卫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安全。 1939年，因战伤导致的残疾无法痊愈，27岁的侯礼祥不得不接受转业安排，告别战场回到湖北江陵老家，很快就与当地女子杨绪儿结婚安家。 1940年，组织上让他以＂侯文彬＂的假身份，潜伏敌后担任国民党伪联保主任，为我方收集情报。侯礼祥二话不说，接受了这个危险的使命。 1949年新中国成立，侯礼祥终于可以卸下伪装，回到家乡过普通人的生活。然而，不幸的是，由于地下组织被破坏，与他接线的同志已不知所踪，加上当初为了安全没有立即与组织取得联系，导致没有人知道在敌人内部还有他这样一位潜伏者。 更糟的是，他曾经被盗的行李箱中装有他的残疾军人证和退伍证明，失去了证明自己身份的关键证据。在当时的土地改革中，侯礼祥只能以普通农民的身份加入公社，被安排做了放牛的工作。 1950年镇反运动开始后，侯礼祥因曾担任日伪职务，成为了被清查的重点对象。没有证据证明自己的红军身份，反而有人指认他是日伪保长，＂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就这样扣在了他的头上。 多次申诉无果后，1962年，他在报纸上看到老上级杨得志和杨勇被评为开国上将的消息，立即写信求助。两位将军很快回信证明他的身份，但当地县委认为这些信件是伪造的，不仅没有平反冤案，反而因＂伪造中央首长信件＂再次将他关押。 1971年，59岁的侯礼祥在报纸上看到杨得志担任济南军区司令员的消息后，决定冒险从改造林场逃出，亲自前往济南寻找老上级为自己平反。 历经数周的艰难跋涉，侯礼祥终于抵达了济南军区大院。当杨得志得知有位自称是老部下的人求见时，立即让人把侯礼祥请来。尽管三十多年未见，但杨得志一眼就认出了这位曾经的战友，而侯礼祥也在瞬间辨认出了昔日的长官。 两位老战友相见，场面既令人动容又令人心酸。杨得志看到昔日英勇的红军团长竟沦落至如此境地，不禁感到愤怒与心疼。 听闻侯礼祥被错划为反革命分子，杨得志当即表示要为老战友伸冤。他亲笔写了一封介绍信，并给了侯礼祥200块钱作为路费，嘱咐他去武汉找军区负责人曾思玉帮忙解决问题。 然而，命运似乎总与侯礼祥开玩笑。当他满怀期待地到达武汉军区时，得知曾思玉不在。更让他绝望的是，当他拿出杨得志的介绍信时，工作人员因为他有＂伪造信件＂的前科，拒绝相信这封信的真实性。 1973年，命运终于向他露出了微笑——杨得志调任武汉军区司令员。得知老战友仍未平反，杨得志亲自前往侯礼祥的家乡江陵，实地调查取证。 1974年，当年任江陵县委书记的老领导寄来了证明侯礼祥身份的信件，确认他确实是红军老战士，也曾接受组织指派潜伏敌后。至此，侯礼祥的身份终于真相大白。 1975年，江陵县对侯礼祥的政治审查正式结束，决定恢复其老红军待遇。此时，他已经61岁，历经二十多年的争取和等待，终于洗刷了冤屈，重获尊严。 县委对侯礼祥做了诚恳的道歉，并给予了他应有的补偿，恢复了他的老兵和残疾军人待遇。从此，他得以安享晚年，不再需要忍受＂反革命分子＂的屈辱与歧视。 1991年，侯礼祥在家中安详离世，享年80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