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义勇军第一支队在通化城内，抓获了3000多名日军俘虏，把他们押到冰河旁，政委一声令下，战士们将日寇一一刺死，塞进事先挖好的冰窟窿里。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结束了长达14年的侵华战争。随着战争的结束，东北这片饱经战火的土地终于迎来了和平的曙光。同年9月20日，八路军进入东北，解放了通化城。 然而，和平的表象下隐藏着不稳定的因素。当时通化城内滞留了两万余名日本战俘，这些曾经残害中国人民的侵略者放下武器后，被八路军按照人道主义原则进行了安置。 1945年11月，蒋介石派遣手下李光忱秘密潜入通化，与当地国民党地下党部负责人孙耕尧取得了联系。两人经过密谋后，决定采取＂以夷制夷＂的策略，利用日本战俘来打击八路军的控制力。 孙耕尧随后找到了一名叫藤田实彦的日本人，通过许诺丰厚的利益和＂日本人加入中国台湾籍＂、＂成立中日联合政府＂等荒谬承诺，成功地拉拢了这位关键人物。 值得注意的是，日军战俘内部并非铁板一块。经历了战败的打击后，有些人已经接受现实，愿意安分守己；而另一部分人则心存不甘，渴望东山再起。藤田实彦就巧妙地利用了这种内部矛盾，首先拉拢那些对现状不满的军官，然后通过军官们的影响力逐步扩大自己的＂部队＂。在这个过程中，一些曾经的日军高级军官被策反，他们既有对战败的不甘，又有对未来的恐惧，在双重心理作用下选择了与国民党合作。 1946年2月2日，正值农历新年，通化城内洋溢着节日的气氛。守备部队的警惕性也随之降低，这正是孙耕尧和藤田等人选择发动暴乱的最佳时机。 然而，计划往往赶不上变化。当天下午，沈殿铠从喝醉酒的好友刘敬儒那里无意中得知即将有＂大事＂发生。作为暴动指挥部的财政处长，刘敬儒本想趁机拉拢沈殿铠加入他们的行列。没想到沈殿铠表面应承，实则立即向上级报告了这一重要情报。 时任通化分省委书记的吴溉在接到报告后，立即召集王铮、茹夫一等人开会商讨对策。面对敌强我弱的局面——当时通化城内只有500多名战士，而参与暴乱的日军数量高达上万人——吴溉决定采取坚守防御、等待援军的策略。 1946年2月3日凌晨4点多，通化城内的寂静被一阵刺耳的长哨声骤然打破。随着哨声响起，上万名日本关东军携带武器，在城内多处同时发起攻击。这些曾经的侵略者，此刻重新拿起了武器，企图重夺他们失去的＂权力＂。 他们的主要目标直指通化的政治、军事中枢——行政公署大楼、公安局和机场等重要场所。一时间，枪声、爆炸声和日军的吼叫声响彻通化上空，原本平静的城市陷入了混乱。 最令人发指的是通化战地医院内发生的惨案。当暴乱信号响起后，被安排在医院工作的日本女护士们，用手术刀和其他医疗器械，残忍地杀害了150多名正在接受治疗的八路军伤员。这些伤员大多处于麻醉状态，毫无反抗之力。 就在通化城岌岌可危之际，东北民主联军支队和朝鲜义勇军机动部队接到了紧急求援信息。义勇军第一支队的指挥官接到消息后立即组织部队，星夜驰援通化城。 当义勇军第一支队赶到通化城时，面对的是一个复杂的战场环境。城市作战与野外作战有着本质区别，密集的建筑物既是掩体也是障碍，而且城内还有大量平民，这都增加了作战的难度。支队长面临着如何在不造成大量平民伤亡的前提下，迅速控制局势的难题。 经过简短的分析，支队长决定采取两面夹击的策略。他们分出一部分兵力从行署大楼的背面进攻，将日军困在楼内形成包围之势。这一战术选择极为关键，它避免了正面强攻可能带来的巨大伤亡，同时也切断了日军的退路。 这一战术果然奏效。被包围在楼内的日军腹背受敌，在上下两层的夹击下很快就失去了战斗意志。大部分日军投降或被击毙，只有少数人趁乱逃脱。 另一方面，朝鲜义勇军营长高应锡带领的部队则直扑通化战地医院，对残害八路军伤员的日本特务进行了坚决打击。他们当场击毙和活捉了大部分凶手，那些逃脱的特务也在随后的搜捕中被一一抓获。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激战，暴乱的主力被成功击溃。但是，仍有大量参与暴乱的日军散落在通化城内外。为了彻底肃清威胁，联军司令部下达了全城搜捕命令。 义勇军第一支队在平定主要战场后，立即组织力量展开了一场持续半个多月的大规模搜捕行动。他们挨家挨户地搜查，排查每一个可疑的角落。通化的居民们也积极配合，踊跃提供线索，协助义勇军完成搜捕任务。 这次行动共计抓获了3000多名参与暴乱的日军。对于那些负隅顽抗、拒不投降的日军，义勇军采取了坚决的态度：当场击毙或封洞活埋，绝不手软。而对于那些被俘后仍图谋不轨的战俘，则被押送至浑江江畔执行枪决，随后被扔入冰窟。 在通化事件中，我军付出了约400人伤亡的代价，成功粉碎了这场由蒋介石和日本战俘勾结发动的阴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