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一位衣不遮体的农奴，脖子和手脚上带着镣铐，冒着凌冽的寒风，在农田里犁地，一把年纪的他瘦骨嶙峋，伛偻着腰，艰难的扶着犁耙，让人泪目。 （信息来源：2024-04-11 红色文化网 ——无法忘却的记忆——西藏民主改革前百万农奴的苦难生活） 旧西藏，政教合一，等级森严。在达赖喇嘛、贵族和寺庙上层僧侣构成的统治阶级之下，是占人口95%的农奴，他们是“会说话的工具”，是活着的“物品”，命运被牢牢掌握在农奴主手中。 对农奴来说，活着就是一场永无止境的苦役。 每天天一亮，卓玛就要开始无休止的劳动，从耕地到放牧，从修缮房屋到服侍领主，几乎没有片刻休息。 即使拼尽全力，也换不来温饱，填饱肚子的只有粗劣的糌粑和野菜，遇到灾年，甚至连这些都成了奢望。 更令人绝望的是，这样的日子看不到尽头，世代的农奴都逃脱不了这无尽的劳役。 农奴主们用各种名目巧取豪夺农奴的血汗。 乌拉差，这个词在农奴心中如同梦魇，它是徭役、赋税、地租的总称，也是压在农奴身上最沉重的负担。 内差，要为领主耕种自营地，放牧、播种、收割，还要随时应付领主的各种差遣，像捡牛粪、磨糌粑、修宅院等等。 外差，则要为地方政府官员搬运物资，服侍他们出行，甚至要无偿为政府修建工程。 一年到头，农奴们超过一半的时间都在为农奴主们无偿劳动，自己的那点份地往往因为缺乏照料而歉收，甚至颗粒无收。许多农奴因为过度劳累，年纪轻轻就落下病根，甚至早早死去。 如果说乌拉差是明晃晃的剥削，那么高利贷则是农奴主们精心编织的陷阱。 达赖喇嘛、贵族、寺庙，都是放贷的大户，他们以高额利息为诱饵，引诱农奴借贷，然后用各种手段逼迫他们还债。 利息滚利息，债务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即使农奴们不吃不喝，也永远还不清。 更残酷的是，这些债务还会代代相传，一个刚出生的婴儿，还没睁开眼看世界，就已经背负上了沉重的债务，注定要重复父辈悲惨的命运。 在旧西藏，法律不是用来保护弱者的，而是用来维护农奴主阶级统治的工具。 《十三法典》和《十六法典》将人分为三等九级，不同等级的人命价不同，上等人的命价等同于等重的黄金，而下等人的命价只是一根草绳。 法律明文规定，农奴不得反抗领主，即使领主随意殴打、虐待农奴，也无需承担任何责任。 农奴的生死，完全取决于农奴主的意愿。 一个眼神，一句话，就能决定一个农奴的命运。 曾经有一个农奴，仅仅因为迟到了一会儿，就被领主活活打死，他的家人连为他申冤的权利都没有，只能默默承受这巨大的痛苦。 等级制度不仅体现在法律上，也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即使是宗教仪式，也充满了等级的色彩，达赖喇嘛对不同等级的人施以不同的祝福方式，上层阶级可以得到摸顶的殊荣，而普通农奴只能用头触碰一根红丝带，就被视为得到了祝福。 这种仪式化的等级区分，不断强化着农奴的卑微感，让他们对自己的命运逆来顺受。 为了巩固统治，农奴主阶级还利用宗教对农奴进行精神控制。 他们将自己神化，宣扬顺从领主、忍受苦难是积攒功德，来世才能获得幸福。 最令人发指的是活人祭祀，农奴主们为了取悦神灵，竟然用活人来祭祀。 他们将少女的皮肤剥下来制成人皮鼓，将人的头颅、内脏、血液作为祭品，这种残忍的行径令人毛骨悚然。 在宗教的麻痹下，许多农奴对现实麻木不仁，甚至将苦难视为理所当然。 1959年，西藏迎来了民主改革的曙光。 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被彻底废除，农奴获得了人身自由，土地被重新分配，他们终于成为了土地的主人。 民主改革不仅解放了农奴的身体，也解放了他们的思想，他们不再是任人宰割的工具，而是新西藏的主人。 旧西藏的农奴制度，是一段黑暗的历史，是人性的悲剧。 我们铭记这段历史，不是为了仇恨，而是为了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只有牢记历史教训，才能更好地走向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