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春节，毛主席邀请溥仪赴宴，席间毛主席询问溥仪：“大清的‘传国玉玺’呢？”溥仪一愣，随后满是羞愧地回答了毛主席的问题。 在中国古代政治体系中，传国玉玺是皇权的重要象征。它不仅仅是一枚印玺，更承载着统治者获得＂天命＂的神圣意义。 这枚玉玺始于秦朝，由嬴政下令雕刻而成，上面刻有＂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个大篆字。玉玺在历朝更迭中几经辗转，每一位新的统治者都渴望得到它，以此证明自己统治的正统性。 曹丕建立魏国时，特意在玉玺上加刻＂大魏受汉传国之玺＂，以此彰显政权更替的合法性。此后，这枚玉玺又经历了晋、南北朝等多个朝代的传承，见证了中国历史上政权更迭的重要时刻。 明朝时期，这枚承载千年历史的传国玉玺在战乱中遗失。朱元璋曾多次派人四处搜寻，但始终未能找到。 直到后金崛起时期，传国玉玺又出现在了皇太极手中。这成为清朝入主中原的重要政治符号之一，也让清朝在形式上获得了统治的正统性。 1924年，这个承载着特殊意义的玉玺再次成为历史的谜团。当冯玉祥将溥仪驱逐出紫禁城时，警察官张璧曾就玉玺下落严厉质问溥仪。 面对张璧的质问，摄政王载沣当时回应说传国玉玺已经失传。这个回答虽然化解了当时的紧张局面，但也让传国玉玺的命运蒙上了更深的迷雾。 关于玉玺的去向，后来出现过多种说法。有人推测它流落到了台湾，但台湾方面对此予以否认。也有说法认为玉玺被带到了海外，但这些推测都缺乏确凿的证据支持。 1959年，经过多年的思想改造，溥仪获得了特赦。这标志着这位末代皇帝完成了从封建统治者到新中国公民的转变。 在改造所期间，溥仪学会了自己动手做家务，学会了刷牙、系鞋带和叠被子等基本生活技能。他还参加了劳动改造，种菜、养猪，第一次体会到了劳动的价值。 通过系统的学习和思考，溥仪开始理解新中国的政治理念和社会制度。他主动写下了《我的前半生》，对自己过去的错误进行了深刻反省。 1962年春节期间，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举办宴会，特意邀请了溥仪参加。这次宴会的安排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这是一次跨越时代的会面，一位是新中国的缔造者，一位是清朝的末代皇帝。这次会面象征着新旧两个时代的交汇。 宴会现场的气氛十分融洽，毛泽东表现出了极大的平易近人。他和溥仪谈论了很多话题，既有对历史的回顾，也有对现实的讨论。 毛泽东提到了溥仪的《我的前半生》，对这本回忆录表示了浓厚的兴趣。他认为这本书不仅记录了一个人的转变，更反映了一个时代的变迁。 在轻松的氛围中，其他与会者也都放下了拘束。大家谈笑风生，完全看不出这是一场汇聚了新旧两个时代重要人物的宴会。 这次晚宴的举办，展现了新中国的气度和包容。它证明了新中国不仅有力量战胜旧制度，更有胸怀化解历史积怨。 在这场意义非凡的晚宴上，毛泽东突然向溥仪提出了一个关键问题，询问大清传国玉玺的下落。这个问题立即引起了在场所有人的注意。 溥仪对这个问题做出了坦诚的回答，表示传国玉玺在他被赶出紫禁城时就已经丢失。这个回答显示出他已经完全放下了过去的包袱。 毛泽东对传国玉玺的问题并不在意，而是借此阐述了一个更深层的道理。他指出玉玺只是一块石头，真正的权力应该来自人民。 这番论述体现了新中国政权与传统帝制在本质上的区别。传统帝制强调君权神授，而新中国则强调人民主权。 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传国玉玺一直被视为统治合法性的重要象征。历代统治者都把获得传国玉玺作为确立政权的重要依据。 但是在新的历史时期，这种依靠某个物件来确立统治合法性的做法已经完全过时。人民的支持和认可才是政权合法性的真正来源。 毛泽东的这番话不仅仅是对一个历史问题的回应，更是对新中国政治理念的生动诠释。它突出了人民民主的重要性，强调了人民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主体地位。 这种政治理念的转变，标志着中国社会实现了一次深刻的革命。从此，中国走上了一条全新的发展道路。 通过这次对话，毛泽东向世人展示了共产党执政理念的核心。这种理念否定了旧式的君权神授，确立了人民主权的政治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