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一个湖北穷小子高考考了289分，因消息不灵通，他就报了华中师大。没想

1977年，一个湖北穷小子高考考了289分，因消息不灵通，他就报了华中师大。没想到，华师大录取分数线才189分，北大分数线也只要270分。有人故意逗他：你后悔当初选的吗？   1977年，戴建业怀着激动又忐忑的心情走进了高考考场。在湖北一个偏远农村，这一年的高考像一场轰动的盛事，无数像戴建业一样的青年，手捧书本彻夜苦读，希望能通过高考改变命运。他与村里的伙伴们不同，他们大多认为考大学是遥不可及的梦想，而戴建业凭着三个月夜以继日的努力，不仅参加了高考，还考出了全县罕见的289分高分。   考完试后，志愿填报成了他人生的第一个转折点。在信息匮乏的农村，谁都不知道北大的录取分数线是多少，甚至很多人都不了解北大和其他大学的区别。戴建业也只能听从老师的建议，选择离家较近的华中师范大学。那时，他心里想得很简单：能上大学就不错了。   入学通知书寄到家时，全家人围着看了半天，母亲抹着眼泪感慨道：“咱们家也能出个大学生了！”父亲沉默不语，但喜悦从脸上溢了出来。村里的邻居们听闻后也纷纷赶来祝贺。   虽然戴建业知道自己考得不错，但直到邻居家有人提到：“听说北大只要270分呢！”他才惊愕地意识到，自己竟然远远超过了北大的分数线。消息传开后，村里一些人也开始调侃他：“哎哟，戴建业啊，你是不是傻？考那么高的分，却没去北大，跑去啥师范学校！”话语间夹杂着揶揄和不解。   对于这些话，戴建业只是笑笑，没有多说。他家里没有通电，他依然晚上点着煤油灯看书。比起别人眼中的“错失北大”，戴建业更专注于即将到来的大学生活。   刚到学校时，戴建业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即将面对全新的生活。华中师范大学当时的校舍是几栋简陋的红砖房，教室里的桌椅也是陈旧的木制结构，窗户上贴着几层泛黄的旧报纸以挡风。宿舍内同样条件艰苦，几张上下铺挤在狭窄的空间里，床铺上仅有一条薄薄的草席。   戴建业没有任何抱怨。他每天起早贪黑，按时上课、做笔记。他用普通的稻草本记录下每一堂课的要点，课后总是第一个跑到图书馆找相关书籍补充知识。   尽管生活艰难，但在校园里，戴建业遇到了让他一生都感到幸运的事——他的妻子。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戴建业正在图书馆翻阅一本《唐诗三百首》。旁边的座位上，一个穿着白衬衫、梳着整齐马尾辫的女生正在专心地写着笔记。   她时而低头思考，时而抬头皱眉，似乎在琢磨某个难题。戴建业本想开口询问一个问题，但迟迟没有鼓起勇气。他悄悄观察对方的一举一动，直到女生抬起头，对着他微微一笑：“同学，你也在研究诗词吗？”这句简单的问话打开了两人交谈的闸门。慢慢地，他们的关系越来越亲密。   戴建业经常自嘲，说自己是个“放牛娃”，根本配不上城里来的“好白菜”。他说得坦然，语气中却带着一份由衷的感激：“像我这样的穷小子，能娶到这样的姑娘，真是老天爷开恩。”起初，这段恋情并不被女生的家庭看好。   女生的父母认为，戴建业家境贫寒、前途未卜，无法给予女儿稳定的未来。戴建业从未退缩。他用自己的努力和真诚，赢得了对方父母的理解。   大学毕业后，戴建业留校任教，开始了自己的教师生涯。尽管人生的起点低于很多人，但他从不懈怠。他的普通话很不标准，课堂上时常引发学生们的哄笑。   有人甚至在背后窃窃私语：“这样的人也能教书？”校长也劝他另寻出路。但戴建业没有退缩。他买了一台旧收音机，每天晚上拿着书本模仿播音员的语调，一句一句地纠正发音，直到能够流利地用普通话讲课。   正是这种坚持和执着，让他逐渐赢得了学生们的认可。特别是他以幽默风趣的方式解读古诗词，让学生们耳目一新，渐渐成为校园里的“明星老师”。每次上课，他的教室里座无虚席，走廊里都站满了学生，甚至还有其他专业的学生慕名而来旁听。   有人问戴建业：“如果你当初知道自己能上北大，还会不会选择华师大？”他哈哈一笑，回答道：“北大虽好，但我遇不到我的‘白菜’。人生有遗憾，但也因此有了更多的惊喜。”   在错过北大的选择背后，戴建业用乐观、执着和努力书写了属于自己的传奇。   成名后的戴建业并没有飘然自得。他一方面继续在华中师大深耕教育，另一方面开始利用演讲和写作赚取额外收入。   天不遂人愿。2020年2月，戴建业的妻子因病去世，给他的生活带来了沉重的打击。在一次课堂上，他讲到苏轼的《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时，哽咽到泣不成声。   他说，只有经历过生离死别的人，才能真正理解这句诗的深情与悲凉。妻子的离世让戴建业的家变得冷冷清清，但他并没有被悲痛击倒。他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教学和写作中，用工作来填补内心的空白。   如今的戴建业依然活跃在教育领域。他用幽默和风趣感染着学生，用深情和真诚打动着观众。他的经历也告诉世人，人生的路并非一帆风顺，有时充满遗憾和波折，但只要心怀热爱与责任，就能在平凡中活出不平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