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2月15日，张扣扣为报22年前母亲之仇，持刀连杀邻居一家三人，最终被判死刑。 中华文化中，家与国的概念长期纠缠不清，导致孝与忠、伦理与法律之间冲突不断。尤其是在面对亲情与法律直接对撞时，该如何抉择始终是一个困扰的问题。儒家文化一贯将家与国紧密相连，而两者实际上截然不同。因此，提倡“以孝治天下”的背景下，血亲复仇曾一度被视为情理之中，即便无法律依据，也有传统作为支撑。 汉和帝时期废除了《轻侮法》，主要因为尚书刘敏两次上书指出该法导致了大量冤案。然而，法律虽废，复仇之风并未因此终结。当时的社会氛围对于复仇行为表现出极大的宽容。例如，北海国的“辱母杀人案”中，主犯毌丘长因复仇入狱后，国相吴祐内心挣扎。他既无法赦免毌丘长的罪行，也不忍心严惩。最终，他选择让毌丘长与妻子在狱中同居，直到其妻怀孕后才下定决心。毌丘长最终自尽，但此事反映了当时社会对复仇者的一种同情与道德倾向。 然而，在法治理念明确的背景下，继续推崇血亲复仇则显得愚不可及。复仇虽能解心头之恨，但并不能取代法治的地位，更不能以此为荣。尤其是高调宣扬复仇行为，甚至为此摇旗呐喊，极易导致社会秩序的混乱。复仇泛滥只会引发更多的杀戮，导致人类社会陷入野蛮状态，最终国将不国。 法律作为文明社会的重要基石，本身也具备一定的“复仇”属性，但主体从个人变为国家公权力，目的是维护大多数人的利益。人类复仇的愿望难以消除，而私仇丛生往往源于法律的缺失或执行不到位。如果恶人得不到应有的惩罚，正义无法伸张，那么复仇行为将很难完全杜绝。 2018年2月15日，张扣扣因报22年前母亲被害之仇，持刀连杀邻居一家三人。这一极端行为让人震惊，但也反映出其心中的愤怒与无助。然而，法律的存在正是为了避免这种因个人复仇导致的恶性循环。张扣扣最终被判死刑，这不仅是对其行为的严惩，也彰显了国家公权力的威严。 2018年的大年三十，陕西省汉中市略阳县王坪村笼罩在浓浓的年味中。家家户户贴上大红春联，炊烟袅袅升起，空气中飘荡着年夜饭的香味。在这个本该其乐融融的日子里，一场酝酿了22年的复仇，却打破了节日的平静。 上午时分，王家三兄弟和父亲王自新按照当地习俗，准备上山祭祖。他们谁也没有注意到，在不远处的阴影里，张扣扣正默默地跟随着他们的脚步。他手中握着一把事先准备好的刀，眼神中透露着不寻常的神色。 当王家人从山上返回，经过村委会附近时，张扣扣终于等到了他认为合适的时机。他突然从藏身处冲出，直奔王正军而去。刀光闪过，鲜血喷涌，王正军甚至来不及做出任何反应就倒在了地上。紧接着，张扣扣又追上了想要逃跑的王校军，连续挥刀。最后，他闯入王自新家中，将这位年迈的长者刺死。 这突如其来的血案震惊了整个村子。村民们纷纷躲进屋内，锁紧门窗。有人报了警，当地警方很快赶到现场将张扣扣抓获。在被捕时，张扣扣显得异常平静，仿佛完成了一件等待已久的事情。 而这一切的源头，要追溯到1996年的那个夏天。那年，13岁的张扣扣和姐姐陪母亲汪秀萍去村头的干渠洗脚。在返回的路上，汪秀萍与王家发生了激烈争执。争吵中，年仅16岁的王正军拿起木棒，朝汪秀萍头部猛击。这一棒彻底改变了张扣扣一家的命运。 在原始社会，血亲复仇是维持社会秩序的一种手段，广泛影响着人类行为。在我国的夏、商、西周及春秋时期，血亲复仇被法律允许并广泛接受。《礼记·曲礼》中记载，“父之仇弗与共戴天，兄弟之仇不反兵”，意为杀父仇人必须报仇，兄弟被害也需随身带兵器以备复仇。 《春秋公羊传》进一步强调“不复仇，非子也”，将复仇上升到孝道的高度。西周《周礼》中甚至规定，子女为父母报仇无需承担刑责，只需向司法官员备案，复仇行为即可被接受，但限制为“一次性”，以防止无限制的仇杀循环。 以武则天时期的徐元庆案为例，其父徐爽被县尉赵师蕴所杀，徐元庆为报仇改名隐姓，伺机杀死仇人后自首。此案引发朝廷内部的激烈争论，部分人认为徐元庆的行为是“孝烈”的表现，应赦免其罪。然而左拾遗陈子昂坚持“杀人者死”，提出依律判徐元庆死刑，但可以旌表其“孝义”以示朝廷对孝道的重视。最终，这一折衷方案被采纳。 然而，此类处理方式并未彻底解决孝道与法治的矛盾，也引发了诸如柳宗元等学者的批评。柳宗元在《驳复仇议》中指出，“礼”与“法”应统一，违法行为本身就是对礼的破坏。他主张依据案件具体事实判断复仇者的行为是否合礼合法，而非一味依赖传统观念。 现代社会强调法治优先，但古代血亲复仇的观念及其处理方式提醒我们，法律必须与社会伦理相适应。西方法学家萨维尼曾提出，法律应在历史背景下解读，以尊重立法者的立场。血亲复仇是历史的产物，其法律容忍也限于特定历史条件。对现代法治建设而言，鉴古明今的意义在于吸取历史教训，避免重蹈覆辙，推动社会在法治与伦理之间寻求新的平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