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剑英说：“毛、刘、周、朱、陈、林、邓，除了毛主席的后六位，还有各位老帅等其他人，我叶剑英也算一个，从一定意义上讲，哪一个都不是省油的灯，让我们从心底佩服一个人不容易。但在长期的中国革命斗争中，大家逐渐认识了毛主席。别人也都当过头、掌过舵，但都不行。只有毛主席，把我们这些人拢起来，干成了建立新中国并开始建设社会主义这件大事情。”导弹之父一钱学森说：丢掉了毛泽东思想，中国就完蛋了！文学巨匠一钱钟书说：反对毛主席，中华民族的灾难就生了根，总有一天这个民族是要集体为它付出代价的！原子弹之父一钱三强说：曾经以为是艰难困苦的年代，却成了中国人干得最欢、最带劲、最舒坦的黄金时代。红色文化会长一刘润为说：毛泽东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灿烂升华，其品格虽珠峰不足以夺其高，其思想虽大海不足以夺其深，其功勋虽日月不足以夺其光。 在毛主席波澜壮阔的一生中，实事求是、理论紧密联系实际的原则和方法，犹如一盏明灯，始终照亮着他前行的道路，成为其务实性格的鲜明烙印。在批判党内主观主义错误思潮时，毛主席曾深刻指出：知识有两种形态，一种是现成的书本知识，另一种是偏于感性和局部的经验知识，这两者都带有片面性。唯有将二者巧妙融合，方能孕育出更为全面、深刻的知识。对于知识分子而言，书本上的知识固然重要，但更需在实践中磨砺与检验，方能避免陷入教条主义、本本主义的泥潭；而对于那些拥有丰富实践经验的人，加强理论学习，深入研读书本知识，则是避免经验主义错误的必由之路。 毛主席所倡导的“既要读有字之书，又要读无字之书”，正是对这一理念的生动诠释。自青年时代起，毛主席就尤为注重社会实践与锻炼，他视社会为一本无字之书，其重要性甚至超越了有字之书。在毛主席的眼中，闭门造车式的读书远非求知的全部，广阔而丰富的社会才是知识的真正源泉。因此，他特别强调实地调查研究，力求达到知行合一、即行即知、以行求知的至高境界。 在毛主席思想的引领下，我国对个体农业进行了深刻而细致的改造。遵循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和国家帮助的原则，我们创造性地走出了一条从临时互助组、常年互助组，到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再到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过渡之路。广大农民在这条道路上平稳前行，逐步迈入了社会主义的殿堂，农村现代化进程也因此获得了强劲的动力。 同样，在毛主席思想的指导下，个体手工业的改造也取得了显著成效。手工业的集中生产和经营，不仅为手工业者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发展平台，更为日后众多大企业的崛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战争指导上，毛主席同样展现出了非凡的智慧与远见。他强调集中力量打击主要敌人的同时，也敏锐地洞察到敌人内部的矛盾与弱点。他教导我们要善于寻找敌军内部的漏洞，分化与瓦解敌军，从而更加精准地打击主要敌人。这种战略眼光与政治敏锐性，离不开长期细致的敌军工作和对敌人内部矛盾的深刻分析。在中国，由于反动军队多产生于军阀制度之下，本身就存在着许多难以克服的矛盾。蒋介石虽然建立了庞大的军事体系，但中央军与杂牌军之间的矛盾却如影随形，使得他难以做到军队内部的步调一致。此外，随着国内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交织变化，反革命营垒中新的矛盾也不断涌现。毛主席善于分析与利用这些矛盾，集中力量打击主要敌人，成为我们在军事斗争中以劣胜强、以少胜多的重要法宝。 在毛主席的引领下，新民学会的学友纷纷加入中国共产党，这得益于毛主席与陈独秀建立的深厚联系。早在1920年8月，陈独秀等人在上海成立了共产党发起组，并对毛主席的才干给予了高度评价，邀请他发动湖南的中共小组。于是，毛主席与何叔衡等人共同创建了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当时，毛主席已父母双亡，他毅然将小弟弟毛泽覃和从小在他家长大的堂妹毛泽建接到长沙读书，并安排毛泽民在一师附小做校务。 尽管他们跟随兄长，却并未享受到任何特殊待遇，反而，毛泽建、毛泽覃、毛泽民先后为革命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举家为国，这不仅是毛主席在面对各种打击时能够隐忍等待、决不放弃的重要原因，更是他将自己所有的亲人和社会关系都融入共产党这一伟大事业中的生动体现。与其他党的建立者相比，毛主席没有给自己留下任何退路，他的这种决绝与坚定，为中国共产党的发展注入了强大的动力。 毛主席还深刻地指出，中国的地主买办阶级营垒中并非铁板一块，而是充满了矛盾与争斗。这种矛盾源于半殖民地的环境，即多个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争夺势力范围所造成的。当斗争的矛头指向日本帝国主义时，美国、英国等国家的走狗们往往会根据主人的指令，与日本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进行暗斗乃至明争。这种矛盾对于革命的人民来说是有利的，我们要善于收集敌人营垒中的一切争斗、缺口和矛盾，作为反对当前主要敌人的有力武器。例如，在中国革命战争中，毛主席提倡建立的根据地，往往就位于各军阀、各种势力统治相交叉、相矛盾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