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席在写《论持久战》的时候，很容易发脾气，不允许有任何干扰，谁要影响到他，他就把谁骂出去。他的夫人在边上也不敢说话，看到主席写好一段，就赶紧过去帮他誊抄好，因为只有她能认出主席的字来，别人都抄写不下来。毛主席《论持久战》的手稿，保存在中央档案馆，谁去调都调不出来，连总理都调不出来，戚本禹他们要核对其中的一些文字，就必须亲自跑去档案馆。手稿是主席用毛笔写的，有的地方则是用钢笔誊写完了，主席再在上面改一改。这是怎么一回事？戚本禹后来去问过她，她跟戚本禹说，那是因为当年主席原来写的地方比较乱了，她就在边上重新誊写一遍，主席再在她誊写的地方用毛笔做修改。那是主席多年研究的心血结晶，主席在文章里预测的东西后来都被证实了。 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以《论持久战》为题，发表了一场激情澎湃的长篇演讲。他总结了抗日战争初期的经验教训，针对国民党内部一部分人的“中国必亡论”和“中国速胜论”，以及中国共产党内部一部分人轻视游击战的倾向，系统地阐述了中国实行持久战的必要性。他坚定地说：“抗日战争是持久战，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最后的胜利一定是中国的。” 在抗日战争那段烽火连天的岁月里，形势之严峻，犹如乌云压顶，令人窒息。当《论持久战》横空出世之时，日本侵略者已在中国大地上肆虐了近七年之久，全国性的反对日本侵略的民族解放战争也已鏖战近一年。在这片饱受战火蹂躏的土地上，无数英勇的中华儿女为了民族的存续，奋不顾身地投身于血与火的较量之中。华北、华中大片国土沦陷，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等大城市相继失守，淞沪会战悲壮落幕，徐州会战失利，武汉亦岌岌可危，国内战局一度陷入迷雾重重、混沌不清的境地。然而，正是在这生死存亡的关头，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犹如火山喷发，民族觉醒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犹如破晓前的曙光，照亮了前行的道路。 为了撰写《论持久战》，毛泽东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大量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在延安这片贫瘠而充满希望的土地上，只要能够找到的哲学书籍，他都如获至宝，认真研读。因为他深知，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中，社会上之所以流传着诸多错误的观点，归根结底在于人们看问题的方法过于主观和片面。因此，他通过广泛阅读，不断充实自己的知识储备，以期在纷繁复杂的局势中拨云见日，指引方向。在阅读艾思奇的《哲学与生活》时，他留下了深刻的见解；在研读李达的《社会学大纲》时，他在书眉和空白处密密麻麻地写下了上万字的批注；在品读潘梓年的《逻辑与逻辑学》时，他更是一气呵成，专门撰文向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推荐，并深入探讨了辩证法和形式逻辑的关系。 与此同时，毛泽东还着重研究军事问题。作为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集大成者，他对军事素有研究。此时，他又认真研读了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并在延安成立了专门的研究小组，采取边读书边讨论的方式，深入钻研军事理论。他留下了大量的读书笔记，力求通过研读《战争论》以及其他军事著作，理清军事理论问题的头绪。这也正是《战争论》中的一些观点在《论持久战》中得以体现的原因。在毛泽东的倡导下，延安学术界掀起了一股翻译和学习《战争论》的热潮，为抗日战争的胜利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撑。 《论持久战》是一部把握全局、预见未来、克敌制胜的战略性著作。它深刻剖析了中日双方的情况，彻底驳斥了“亡国论”和“速胜论”等错误论断，指出了中国人民经过长期抗战取得最后胜利的客观依据，并科学地预见了抗日战争将经历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毛泽东强调：“兵民是胜利之本”，指出抗日战争胜利的唯一正确道路是充分动员和依靠群众，实行人民战争。他明确指出，战略相持阶段将是整个战争转变的枢纽，虽然困难重重，但游击战争能够取得胜利。中国能否成为独立国，还是沦为殖民地，并不取决于第一阶段大城市是否丧失，而取决于第二阶段全民族努力的程度。只要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和持久战，中国将在此阶段中获得转弱为强的力量。 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同志深刻阐述了彼己认知与扬优避劣的战略思想。他认为，战争的本质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从这一点出发，产生了战争中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彼己认知。《孙子·谋攻篇》有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因此，彼己认知对于战争胜负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在论述抗日战争时，毛泽东同志自然将彼己认知的问题摆在了重要位置。他深刻分析了日本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的优势以及人力、军力、财力、物力的局限性，同时指出了中国虽然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不如敌人，但处于进步时代，能够通过努力不断进步；且地大物博、人多兵多，因战争的正义性会得到国际越来越广泛的支持。对于认识中日之间这些特点的重要性，毛泽东同志强调，这是抗日战争的全部基本要素，贯穿于双方一切大小问题和一切作战阶段之中，是不可或缺的。只有深刻把握这些特点，才能在战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