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怀说：“一天 ‘老总，老总’的，我没有名字吗？”继续说：“我给你讲一下 ‘老总’这个词儿，是过去旧时代老百姓对当兵的拿枪杆子的一种称呼。因为老百姓不会称呼他们的军衔，又不敢问他们的姓名，叫错了，怕冒犯他们，所以就这样称呼。我问你李志民，我们同志之间，还需要用这个旧称呼吗？我是有名有姓的人，可以称名道姓嘛！”庐山会议后，彭德怀的处境越来越差，这时候夫人浦安修也屡次提出要与他离婚。彭德怀的侄女彭梅魁分析原因说：“伯母怕受牵连，我每次去她那里，她都哭着说‘连累’, ‘还不如在抗美援朝时死了’……” 忆起那段革命岁月，在漫长的行军路上，彭德怀总是背着一个皮包和装有军用地图的伞袋，与战士们肩并肩地走在一起。他深知战士们的艰辛与不易，因此在休息时，他总是关切地询问大家：“怎么样？苦不苦啊？”战士们虽然疲惫，但却总是齐声回答：“苦是苦，但没有办法啊！干革命，就是不怕苦！”彭德怀听后，总是笑着回应：“对啊！干革命就是件苦差事。过去我在军阀那里当团长，不是骑马就是坐轿。现在当了军长，还不是跟你们一样走路。”他幽默的话语总是能让战士们哄然大笑，疲惫和忧愁瞬间烟消云散，取而代之的是满心的振奋和昂扬的斗志。 游击战术并非消极的躲避敌人，而是在群众的密切配合下，灵活机动地绕到敌人的侧背，攻击其虚弱之处，从而打击敌人，壮大自己的力量。红5军奔袭于都城的战斗，就是这一战术的成功运用。彭德怀准确判断敌军主力必定会回来救援，于是果断决定在下午3时将部队撤出县城，渡过于都河，抵达小密宿营，并与地方党组织取得了联系。同时，他还慷慨地送给当地游击队百余支枪，这支武装力量后来发展成为赣南独立团，为革命事业增添了新的力量。 赣南各县普遍存在封建迷信组织，其中三鼎会在牛岭的势力尤为庞大。由于会员的经济地位不同，他们对共产党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态度也各不相同。上层掌权人物多与地主豪绅相勾结，对红军持敌视态度；而下层信徒则多赞成共产党的政策，愿意跟随红军一起奋斗。鉴于三鼎会信徒中多为劳动群众，彭德怀决定采用争取教育的方针。他提出了响亮的口号：“三鼎会兄弟武装起来打土豪、分田地；三鼎会兄弟是工农，不打自己的队伍红军；欢迎三鼎会兄弟参加红军！”在红军政策的感召下，百余名信徒毅然决然地参加了红军，为革命事业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朝鲜内战爆发后不久，美国总统杜鲁门宣布派美军支援南朝鲜军作战。9月15日，美军在朝鲜西海岸仁川登陆，切断了朝鲜人民军的前后方联系。10月1日，毛主席接到了金日成的求援信，他当即召集中央书记处会议，力主出兵援朝。然而，在权衡利弊之后，多数人心中仍存有顾虑。面对这种情况，毛主席在4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坚定地说：“你们说的都有道理，但是别人处于国家危急时刻，我们却站在旁边看，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心里都难过。”为了进一步了解情况并作出决策，毛主席紧急召见了彭德怀。5日，他单独与彭德怀进行了深入的谈话。彭德怀坦诚地表示了自己对朝鲜形势的痛心，并认为可以与美军一较高下。彭德怀的坚定态度进一步坚定了毛主席出兵的决心。 毛主席当面询问彭德怀是否愿意出任志愿军司令率兵援朝时，彭德怀毫不犹豫地表示服从中央的决定。下午，在政治局讨论出兵援朝的会议上，彭德怀发言说：“出兵援朝是必要的。即使打烂了，最多也就等于解放战争晚胜利几年而已。但如果让美军摆在鸭绿江岸和台湾，它要发动侵略战争，随时都可以找到借口。” 1911年的春天，18岁的毛主席怀揣着对未来的无限憧憬，第一次踏上了省城长沙的求学之路。那时的中国，民主革命的浪潮汹涌澎湃，革命思潮如同春风一般，吹遍了青年学子的心田。孙中山、黄兴等革命党人的英勇事迹和崇高理想，在青年学生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拥护革命的力量日益壮大。湖南籍的革命党人如黄兴、陈天华、宋教仁、焦达峰等，更是以满腔的热情和坚定的信念，积极投身于革命宣传活动，他们的英勇事迹和崇高精神，如同一盏明灯，照亮了长沙青年学生的前行之路。 在这股革命浪潮的洗礼下，毛主席的政治参与意识被极大地激发出来。他立志“以天下为己任”，毅然决然地投身于革命的洪流之中。他回忆起自己曾阅读过革命党人主办的《民立报》，那份报纸上的每一篇文章都充满了激动人心的消息，让他对孙中山和同盟会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也让他对反清武装起义的情况和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英勇事迹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这份报刊所宣扬的革命精神，如同一股强大的力量，深深吸引了血气方刚、踌躇满志、心怀报国之志的青年毛主席。他挥笔写下了一篇篇充满激情的支持革命的文章，热情赞扬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爱国精神和英雄气概，这是他第一次公开发表政治评论，也是他旗帜鲜明地表达自己政治态度的开始。他坚定地主张“爱国”、“反清”，主张用武力推翻清王朝的腐朽统治，挽救中国社会严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