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贵听说胡耀邦把他那套宝贝说成是劳民伤财，不由得火冒三丈，满脸怒容地说道："耀邦呀！农民不修地咋呀？吃啥？"大会召开之前，胡耀邦在学校讲起学大寨修建人造平原来，就直接了当地说那是劳民伤财。胡耀邦在农业生产第一线多年，对学大寨搞农田基本建设中的形式主义和花架子等毛病看得很真切，所以他对陈永贵极端重视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不以为然。但其实陈永贵的本色就是一个农民，他爱耕地种田。陈永贵常常一个人蹲在地里翻土，这里翻翻，那里翻翻，仔细检查土壤的质量。 陈永贵就这么每天研究着，每年试验着，总结出一套包罗大寨所有土地的种田经验。他时常说：“红粘土粘性大，该用灰渣肥，因为灰渣可以改变土壤；沙土松，就要改用土肥；阳坡应该上猪粪；沟凹地土层厚实，应该施秸秆肥……” 陈永贵，出生在山西省昔阳县小南山村的一孔简陋破旧的窑洞之中，那里与大寨村仅隔着一座巍峨的虎头山，而当时的大寨村还默默无闻。陈永贵的父亲陈志如，原本是距离大寨约15公里远的小石山村人。由于家境贫寒，陈志如的兄弟们纷纷背井离乡，外出谋生。陈志如也带着身怀六甲的妻子和年幼的女儿，迁徙至小南山村，以出卖劳力为生。在那个大年初一，陈志如迎来了他视为不凡的儿子，取名为荣贵，后又更名为永贵，小名则亲切地唤作金小，寓意着荣华富贵一应俱全。然而，“永贵”这个正式的名字并不常被使用，直至陈永贵年逾三十，不少人仍习惯性地称呼他为“金小”，而比他年幼的人则尊称他为“金小哥”。 在陈永贵失去父亲后，大寨村的两位慈祥老人——祥老人和孟老人，伸出了援手，收养了这位异乡孤儿。陈永贵就这样辛苦的长大了。 1946年的春天，在共产党员贾进才的引领下成功地组织了大寨村的第一个互助组。陈永贵在互助组的组建过程中，关于成员的选择问题，他与一些人，尤其是那些拥有强大劳力和丰富畜力的富裕中农产生了分歧。富裕中农们担心与劳力较弱的老汉和孩子们一起合作会吃亏，因此不同意接纳困难户。然而，陈永贵认为老汉和孩子们缺乏生产技术和经营能力，不应归咎于他们。他毅然决然地将这些翻身后的弱势群体组织起来，成立了一个特殊的长年互助组。 起初，村里人戏称他们为“娃娃组”，甚至有人讥讽他们是“懒散组”，预言他们难成大器。然而，事实却大相径庭。他们不仅将土地修整得井井有条，还修复了多年失修的地堰，庄稼茁壮成长，产量逐年攀升。他们收获的粮食不仅超越了普通的单干户和其他互助组，就连全村最富裕、最擅长经营的人家也望尘莫及。由于生产业绩斐然，这个互助组自成立以来始终团结一致，不断发展壮大，成员户数已占全村的三分之一以上。 1963年的那场洪水，如同一场噩梦，连绵不绝的大雨持续了七天七夜。陈永贵倾注心血的大寨十年造地规划，在这场浩劫中化为乌有，几乎所有社员的窑洞都被洪水无情地吞噬。然而，更令人震惊的是，陈永贵在灾难面前展现出的非凡勇气和决心。他豪迈地提出了“三不要”原则：不要国家的救济粮、不要国家的救济款、不要国家的救济物资。同时，他还坚定地承诺了“三不少”：上缴国家的粮食不少、社员的口粮不少、社员的收入不少。在陈永贵的带领下，全村社员白天修地、晚上修窑，他们坚信“人定胜天”。在那一年，大寨的粮食总产量达到了惊人的42万斤，亩产高达745斤，上缴国家粮食更是多达24万斤。昔阳县委和山西省委纷纷发文表彰大寨的抗灾壮举，号召广大干部群众向大寨学习。陈永贵因此声名鹊起，四处作报告，妙语连珠，吸引了众多媒体记者前来采访。连毛主席也首次听闻了陈永贵的名字。 改革开放政策无疑是明智且正确的选择。然而，政策本身并不能直接孕育出丰收的庄稼和粮食。要想实现农业的繁荣，仍然需要依靠辛勤的劳动和不懈的奋斗。即使在未来达到了小康水平，步入了富裕的行列，这种精神依然不能丢弃。而“大寨精神”，正是这种精神的具体体现和生动诠释。令人惊奇的是，在中国，虽然很多地方已经不再学习大寨的经验，但外国人却仍然络绎不绝地前往大寨参观学习。 墨西哥总统曾高度评价：“陈永贵的有机农业战略对我们很有启示。”日本学者也认为：“海绵田对日本的农业改革具有积极意义。”联合国秘书长更是赞誉道：“大寨是中国的骄傲。”中国的大多数农民也深知，大寨的辉煌是用汗水浇灌出来的，陈永贵的成就也是通过不懈努力取得的。 关于大寨，我曾有幸听到父母的一次对话，至今仍记忆犹新。母亲感慨地说：“人家大寨怎么能不富裕呢？每天都有那么多人去参观，光积攒的粪肥就用不完，庄稼怎么可能长得不好！”而父亲，曾有过短暂的干部经历，学会了几句新潮的词汇，立刻反驳道：“你懂什么！这叫事在人为，人的因素是第一位的！”虽然父亲省略了“人的因素第一”中的“人”字，但他的意思却十分明确。如今，昔阳县再次提出了响亮的口号：“弘扬大寨精神，再现昔阳辉煌。”这足以证明，如果我们忽视了前辈们的辛勤付出和卓越贡献，那么我们也必将被后人所否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