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作家浩然的儿子梁秋川，在整理父亲的遗稿时，发现了父亲1996年7月写的一篇文章《我给毛主席守灵》，此文记述了1976年毛泽东主席逝世后，作为毛主席治丧委员会成员的作家浩然，为毛主席守灵时的所思、所见、所闻，既是珍贵的史料，也是感人肺腑的纪实散文。浩然在日记里写道：我跟几位守灵者站列一排，被这千万人同一的悲哀所震撼，也都陪着流泪。时间久了，泪水流干，两腿两臂就如同触电般抽搐。在哭泣的人流中，我认出了大寨的郭凤莲。她被人架着，哭嚎着不肯离开，几乎被人抬出灵堂。我还看到了毛主席的两个女儿李敏和李讷。她们倒能够掌握住自己，眼泪枯竭，神情呆滞。她们默默地站到灵床边，深深地鞠躬过后，就默默地凝视她们的父亲，片刻过后，又默默地离去了。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分秒时间，我想多看一眼毛主席，拿我的心跟他交谈…… 浩然，这位创作生命力犹如不息之泉的高产作家，自1956年初涉文坛，以《喜鹊登枝》这部短篇小说惊艳亮相，直至1998年，他以自传体小说《圆梦》为自己的创作生涯画上了圆满的句号。在这漫长的创作旅程中，浩然经历了中国文学的“十七年”辉煌、“十年”的风雨以及新时期的变革。尤为难能可贵的是，在每个历史节点上，他都是主流意识的忠实代言人，其笔下之作总能激起广泛的讨论与深思。尽管浩然已离我们而去，但无论是在他生前，还是在身后，特别是在改革开放的春风里，关于浩然及其作品的争鸣之声从未平息。 在新时期的创作中，尽管农村集体主义在浩然笔下变得含蓄而内敛，但它始终是浩然不变的信念坚守。与《艳阳天》、《金光大道》中那些直白地颂扬合作化的篇章不同，《苍生》一书中的“集体化”之路显得更为隐秘而深沉。面对农村经济改革的浪潮，浩然的态度是复杂而微妙的，既有肯定也有疑虑。在小说中，通过巧妙的对比设置，“集体化”被悄然描绘为更为理想的道路。《苍生》不再依赖激烈的政治斗争来彰显集体化的正确性，而是通过虚写手法，巧妙勾勒了邻村红旗大队刘贵队长带领村民共同富裕的壮举，与田家庄书记邱志国利用新政策谋取私利的行径形成鲜明对比。这种对比不仅隐含了作家的倾向，更以艺术的手法展现了集体化的魅力。 在《苍生》中，浩然最集中地展现其集体化倾向的，莫过于理想人物保根的塑造。保根，这个狡黠与正义感并存的青年，尽管在行事上常常不按常理出牌，但最终他还是选择回归农村，放弃了女友陈耀华提供的优渥物质生活，毅然决然地对抗不良风气，向往红旗大队的集体主义精神，渴望带领全村人共同走向富裕。保根的理想化形象，实则寄托了浩然最深切的渴望——渴望社会最终能达到一个“老弱有帮扶、人民齐富裕”的理想境界。 其实，从五十年代踏上文坛开始，浩然就展现出了一种与众不同的创作观念。他曾在一次介绍创作经验的座谈会上坦言：“我在构思小说时，对生活中遇到的事情，常常从完全相反的角度去设想。”这种“反其道而行之”的创作方法，让他在现实中遇到不好的事情时，总能找到好的一面来写。在浩然看来，观念比现实生活更为重要，创作应该将观念置于生活之上。在这种思想的指引下，浩然小说中的“真实性”确实值得人们深思和探讨。 如果我们将浩然的作品进行全景式的审视，不难发现这种创作观念的误区不仅体现在备受争议的《艳阳天》和《金光大道》中，也贯穿于他早期（五六十年代）和后期的创作实践中。然而，浩然的是是非非并非三言两语所能说清。理解浩然、理解中国农民、理解中国农村小说，是浩然研究的第二个重要意义。 浩然一生都在践行“为农民，写农民”的誓言。他长期生活在远离繁华都市的河北农村，对这片土地和这里的农民充满了深厚的感情。他的45年创作生涯全部奉献给了农村题材小说，对建国初期、文革、新时期每个阶段的农民形象都进行了生动的描绘。农民的生活、思想、故事成为了他创作生涯的唯一主角。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尽管浩然倾注了全部心血，但他的农民文学形象却常常引发“真实与否”的争议。从最初清新自然的十七年农民新人形象，到红极一时的《艳阳天》中的农民英雄形象，再到集大成的《金光大道》中的农民阶级典范形象，浩然的文学成就随着他笔下文学形象的塑造而不断攀升。但与此同时，随着时代的变迁，人们对他创作的农民文学形象的真实性争议也从未停歇。 “真实性”作为现实主义文学的核心关键词，在十七年文学中拥有着坚实的理论支撑。尽管近年来，“真实”已不再是文学评价中的绝对标准，现实主义也被视为一种陈旧的创作方法，但在评价这段时期的文学创作时，人们仍然难以避免地将作品与现实进行比对。然而，需要明确的是，农业化运动的历史和政策得失并不能作为评判文学优劣的依据。然而，人们往往还是会根据历史背景来判断小说与现实的差距，并以现时代的价值观念来评判当时的故事。但浩然的创作并非合作化运动的历史记录，也不是供研究合作化运动的政治资料，而是充满艺术魅力的小说作品，是浩然独特艺术视角的结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