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说：1959年庐山会议上的那场冲突的悲剧的爆发虽有偶然的因素，但实非偶然，促成他们这场冲突的爆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是复杂的，这场悲剧爆发后的结局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党内失去了敢言之士，其教训也是深刻的。在个人崇拜之风渐渐滋长的时候，彭德怀依然故我，坚持自己坚决反对个人崇拜的立场。早在1951年7月1日，彭德怀在朝鲜参加志愿军庆祝建党30周年会上听了《国际歌》和《东方红》后感到：《东方红》歌中“他是人民大救星”同《国际歌》中“全靠自己救自己”似乎有些抵牾，如果改为“他是人民的好领导”,“领导我们向前进”更好些，但这一想法没有向人透露，只是写在自己的笔记里；据黄克诚回忆说：1958年5月彭德怀在军委扩大会还批评了苏联的“一长制”,建国后对歌功颂德看不惯等等。而在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反个人崇拜的声音更是激越铿锵、掷地有声的。 彭德怀出身于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父亲长期饱受病痛折磨，而他年仅8岁时，母亲便不幸离世，这使得全家的生活陷入了更加艰难的境地。幼小的彭德怀不得不肩负起养家的重任，他为人放过牛，也在土煤窑做过童工，尝尽了人间的酸甜苦辣。在晚年回忆时，彭德怀曾写道：“童年和少年时期的这段贫困生活，对我而言是一种宝贵的历练。在那之后的日子里，我常常回想起幼时的经历，提醒自己绝不能腐化堕落，更不能忘记贫苦人民的生活。” 彭德怀始终坚持“吃喝小事，原则大事”的理念，对吃喝上的特殊化行为严加禁止，这一行为深刻彰显了他为民服务、求真务实、清正廉洁的高尚品格。黄克诚对此深有体会，他曾说：“彭老总的生活极其艰苦朴素。自红军时代起，他就时常告诫干部战士，要时刻铭记我们所吃所穿皆源于人民的辛勤付出。作为人民的子女，我们绝不能忘本，不能忘却人民，不能铺张浪费，更不能沉迷于生活享受。彭老总本人更是以身作则，堪称艰苦朴素的楷模。” 有些方面，彭老总却很大方，1961年，当彭德怀再度踏上故土，他特地前往楠木冲考察水库情况，并提出宝贵建议：大队应组织劳动力加固加宽坝基，同时在水库内发展养殖业。不仅如此，他还慷慨解囊，捐赠了300元钱用于购买鱼苗。 自此以后，乌石大队为民生产队的财务账簿上专门为彭德怀设立了一个账户，详细记录着他为大队贡献的每一笔款项。 彭德怀曾表示，他渴望回归农民本色，每年为生产队义务劳动100天。然而，由于政治环境的变迁，他回乡参加生产劳动的美好愿望未能实现。于是，他提出以资金代替劳力的方式，每年从自己的工资中划拨100元支持家乡建设。从1962年至1964年，他每年都如期寄来了这100元钱。 如今，彭德怀的几笔投资款依然清晰地记录在“社员往来”账上，它们不仅见证了这位开国元勋对家乡的深厚情感，更彰显了他那颗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彭德怀以作战勇猛而著称，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在战争中鲁莽行事或缺乏深思熟虑。实际上，他在战前的筹划工作做得相当细致周密。在召集晋察冀军区指挥员进行谈话时，他特意询问聂荣臻：“你们几位中，有谁对正太路一带的地形非常熟悉？” 聂荣臻带着些许玩笑的意味推荐道：“萧锋对此地最为熟悉，简直可以称得上是‘地头蛇’。这两年他一直在正太路上作战，对那一带的山川地貌了如指掌。” 彭德怀听后，当即对萧锋说道：“那么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萧锋。你可以提前返回，详细查清娘子关、井陉矿的情况，尤其是娘子关，一定要及时向我汇报。” 见萧锋稍有迟疑，未立即作答，彭德怀便猜到他可能需要通讯工具，于是说道：“请左权副参谋长为你配备一部专用电台，以便你通过无线电直接向我汇报情况！” 彭德怀亲自调动中高级指挥员进行侦察行动，这充分显示出他对情报搜集工作的高度重视。在战役预备和行动命令中，他更是明确要求各部对每一个攻击目标都进行细致的侦察，对于需要实施特殊破坏作业（即爆破）的目标，还要派遣配有技术人员的便衣小组，对炸药的使用量进行精确的计算与安排。 彭德怀元帅曾进行过诸多深刻而透彻的分析。在抗战的烽火连天中，他更是掷地有声地强调：“游击战争，其本质乃是群众战争，是广大人民群众直接投身抗战的最崇高形式。” 组织与发展游击战争，并非易事，它需要一系列的必要条件作为支撑。早在1936年，彭德怀就曾向美国记者斯诺坦言，游击队若要取得革命的胜利，必须深深扎根于农民群众之中，赢得他们的衷心拥护与积极参与。抗战初期，当谈及抗日游击战争时，他又进一步阐述了这一观点。彭德怀凭借自己长期在游击战争中摸爬滚打的实践经验，将红军游击战术的精髓提炼为十点原则，并在抗日战争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运用与发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