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3月，蒋介石让邓锡侯从四川给胡宗南提供十万石军粮和十二万壮丁，邓锡侯回绝说：“四川在抗战期间提供了大量的粮食和壮丁，付出巨大牺牲。如今抗战胜利，再大肆征调，会失掉四川民心。”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四川军政首脑刘湘迅速通电响应抗日号召。8月7日，刘湘在南京国防会议上慷慨陈词，承诺四川将出兵三十万、供给壮丁五百万、军粮若干万石，展现了川人抗日救国的决心。 随后，四川迅速投入抗日战场，成为全国抗战的重要后方基地。第一批出川抗战的将士由邓锡侯率领，他们带着＂战而胜，凯旋而归；战如不胜，决心裹尸以还＂的决心奔赴前线。 在抗战的八年间，四川共派出近三百万兵源支援前线作战，这个数字占到了全国征兵总数的五分之一以上。这些川军将士在全国各地浴血奋战，参与了淞沪会战、太原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等重大战役。 在这些惨烈的战斗中，川军付出了巨大牺牲。广德之战中，第二十一军一四五师师长饶国华壮烈牺牲；徐州会战中，第四十一军一二二师师长王铭章在滕县阵亡；常德会战中，第四十四军一五〇师师长许国璋以身殉职。 除了军事上的贡献，四川百姓在经济上也承担了沉重负担。大量粮食、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往前线，支援全国抗战。工厂迁入、军队驻扎、征用民房、征收粮食，这些都给四川民众带来了巨大压力。 战时的四川，田间地头常常看不到年轻劳动力，许多家庭失去了顶梁柱。大量的粮食征调导致百姓生活艰难，但四川人民仍然咬牙坚持，为抗战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川军前线浴血奋战的同时，后方百姓也在默默付出。为了支援前线，四川的工农业生产全面转向军需物资，许多民用产业发展停滞。百姓生活虽然困苦，但仍然坚持支援抗战，体现了川人不畏艰难的精神。 1948年3月，邓锡侯拒绝了蒋介石征调军粮和壮丁的要求，这一决定让他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蒋介石随即撤销了邓锡侯四川省主席的职务，由王陵基接任。 王陵基上任后，立即开始打压以邓锡侯为首的川军势力。他以＂整顿＂为名，对川军部队进行大规模裁撤，将不少部队编入保安团队。 这种打压首先针对的就是邓锡侯的老部队95军。王陵基强令95军缩减编制，并在军长黄隐拒绝后，直接削减了该军一半的军需补给。 邓锡侯此时的政治处境已经十分艰难，但他并未采取激进对抗的方式。在军长黄隐准备召集部队抵制时，邓锡侯劝其暂时隐忍。 蒋介石对邓锡侯采取了怀柔与压制并用的策略。1949年4月，蒋介石将重庆绥靖公署升格为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任命邓锡侯为副长官之一。 这个任命看似是对邓锡侯的重用，实则是一种监控。邓锡侯看透了这一点，以＂身体有恙＂为由拒绝就任，进行软性对抗。 此时的邓锡侯已经对国民党的统治失去信心，但他的处境十分复杂。作为一个拥有大军阀、大官僚、大地主三重身份的人物，他对未来的发展方向充满顾虑。 在这个时期，地下党和进步人士开始接触邓锡侯，希望能争取他起义。民盟西南支部主任委员潘大逵就曾与邓锡侯深入交谈，分析形势。 潘大逵向邓锡侯指出，继续跟随蒋介石最终只能去台湾，在那里他将失去根基。这番话让邓锡侯陷入深思。 邓锡侯经过深入考虑后，开始秘密联系其他川军将领。他先后与刘文辉、潘文华见面，三人达成了共同进退的默契。 面对蒋介石的软硬兼施，邓锡侯采取了表面配合、实则观望的态度。当蒋介石派张群来动员他将家人送往台湾时，他婉言谢绝。 这段时期，邓锡侯表现出了老练的政治智慧。他一方面避免与国民党公开对抗，另一方面又积极寻求其他出路。 这种态度既保全了自身实力，又为后来的起义创造了条件。在当时复杂的政治环境下，邓锡侯的这种选择体现了他对局势的准确判断。 1949年12月7日，成为邓锡侯政治生涯的重要转折点。这一天，蒋介石以开会为名，企图将邓锡侯等川军将领软禁并带往台湾。 邓锡侯与刘文辉识破这个阴谋后，立即采取行动。他们分别以打猎和就医为由，巧妙地逃离了成都城。 两人在北门外的城隍庙会合后，立即向新繁方向转移。当天晚上，他们在成都县崇义乡萃杰堂暂时休整。 军事部署迅速展开，黄隐等人指挥部队占据交通要道。95军在龙桥一带构筑工事，准备应对可能到来的军事冲突。 蒋介石得知邓锡侯和刘文辉逃离后，派出王缵绪前往劝说。王缵绪甚至以蒋经国为人质，提出交换条件，但遭到断然拒绝。 在龙桥期间，邓锡侯与刘文辉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当地乡长表示愿意提供仓库中的大米作为军粮，支持起义行动。 12月9日，经过周密准备，邓锡侯、刘文辉、潘文华在彭县龙兴寺正式宣布起义。这个决定对四川的和平解放产生了重大影响。 新繁的黄公馆成为了95军起义指挥部。这里不仅是军事指挥中心，也是共产党解放军的重要接待站。 起义的消息迅速传遍四川，得到了广大军民的支持。许多基层军官和士兵纷纷响应，投入起义队伍。 这次起义保全了大量川军将士的生命。相比其他地区的武装冲突，四川实现了相对和平的政权交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