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8月底，杜聿明来济南视察防务时，提醒王耀武说：“吴化文这个人反复无常，表面服从而内心诡诈，我看靠不住，要注意他。” 1948年夏季，解放军在山东战场的态势日渐明朗，华东野战军约30万大军已经将济南团团围住。济南作为山东省会，不仅是政治和经济中心，更是国民党在山东的最后一块重要据点，其战略地位举足轻重。 济南地处黄河南岸，北依大河，南靠泰山，东接胶济铁路，西连津浦铁路，是华北与华东之间的重要交通枢纽。当时的济南城内驻扎了十余万国民党军队，城防工事坚固，储备充足，表面上看守备森严。 但在这看似固若金汤的防御体系中，已经出现了不少隐患。铁路、公路、水路运输均被解放军截断，只剩下飞机场这一条与外界联系的通道。 在此危急关头，国民党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来到济南视察防务。杜聿明作为国民党的重要将领，对军事局势有着敏锐的判断。他详细了解了济南的防务部署，发现西部防区的指挥权都掌握在吴化文手中。 吴化文是山东老乡，历史上曾追随冯玉祥反对蒋介石，后又倒戈支持蒋介石反对冯玉祥。这种反复无常的表现，让杜聿明对其忠诚度产生了严重怀疑。 更让杜聿明担忧的是，吴化文手中掌握着济南最重要的防区，包括飞机场和商埠等关键区域。如果吴化文有异心，后果将不堪设想。 杜聿明在视察期间，多次暗中调查吴化文的动向。他发现吴化文在兖州之战中表现消极，本应增援的部队迟迟不动，导致一个旅全军覆没。这更加深了杜聿明的疑虑。 基于这些观察和判断，杜聿明郑重其事地向王耀武提出警告。他明确指出吴化文为人反复无常，表面服从实则诡诈，是个靠不住的人。 面对杜聿明的警告，王耀武却表现出一种罕见的固执。他认为吴化文虽然历史上立场多变，但目前表现出对共产党的仇视态度，应该是可以信任的。 王耀武这种判断主要基于两点：一是吴化文在抗战时期曾与共产党多次交战，双方有过节；二是吴化文在日常谈话中经常表现出对共产党的不满。 为了进一步笼络吴化文，王耀武采取了一系列重用措施。他不仅将济南最重要的西区防务交给吴化文指挥，还把大明湖畔最豪华的张家花园送给吴化文作为公馆。 这种重用远远超出了正常的军事布防需要。吴化文手下的整编第八十四师被安排在济南最关键的位置，负责守卫飞机场、商埠等重要区域。 在军事指挥上，王耀武给予吴化文极大的自主权。他允许吴化文统一指挥西区的八个旅，这支力量占据了济南防务的三分之一。 更值得注意的是，王耀武对其他人的警告都置之不理。不仅是杜聿明，就连徐州＂剿总＂总司令刘峙也曾表示过对吴化文的担忧，但王耀武始终坚持自己的判断。 在战略部署上，王耀武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将济南唯一与外界联系的通道——飞机场，交给了吴化文防守。一旦吴化文有变，济南就会完全陷入孤立。 当时的形势已经十分危急，多位将领建议王耀武将济南的部队南撤。面对这种建议，王耀武不仅没有采纳，反而向蒋介石表态要与济南共存亡。 王耀武的这种固执态度，使得他忽视了一个基本的军事原则：在关键时刻，不能把所有筹码都押在一个不确定的人身上。特别是在战局已经明显对国民党不利的情况下，更应该谨慎行事。 最后的结果证明，王耀武的判断完全错误。当解放军攻打济南时，吴化文率部起义，不仅交出了飞机场，还为解放军打开了济南西部的大门。这直接导致了济南的迅速陷落。 共产党对吴化文的争取工作可以说是一个典范。这项工作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过了长期的细致经营。 在人员布局上，共产党采取了多管齐下的策略。地下党人李勇烈和李昌言成功打入吴化文的核心圈子，建立了长期的联络渠道。 家庭关系在这场争取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共产党通过吴化文的第三任妻子林世英及其家人，在吴化文身边形成了一个重要的影响网络。 除了直接的地下工作，共产党还巧妙地利用了社会名流的力量。著名民主人士刘子衡多次与吴化文会面，从道义和前途的角度对其进行劝说。 在政策承诺方面，共产党表现出了极大的诚意。华东局明确表示，只要吴化文起义，就不会追究他的历史问题，还会保障他的生命财产安全。 这种多方位的争取工作最终取得了成功。1948年9月19日晚，吴化文正式宣布率部起义，这成为济南战役的重要转折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