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8月7日，红六军团9000多人，在任弼时、军团长萧克、政委王震、参谋长李达的率领下，由江西遂川横石和新江口地区出发，踏上了艰辛的西征之路。 1934年上半年，中央苏区的形势日趋严峻。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让中央红军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考验。 国民党军队在江西南部和福建西部布下了严密的封锁网，大量碉堡工事如铁桶般将中央苏区重重包围。敌军不断收缩包围圈，妄图彻底消灭红军主力。 面对如此危急的局面，中共中央经过深思熟虑，决定实行战略转移。这个重大决策不仅关系到红军的生死存亡，更关系到中国革命的前途命运。 在这个关键时刻，红六军团肩负起了特殊的使命。作为中央红军长征的先遣队，他们要为后续的战略转移探明道路，打开突围的缺口。 红六军团这支劲旅，是由湘赣苏区的红八军、湘鄂赣苏区的红十六军和红十八军组建而成。成立一年来，他们在江西永新一带转战，积累了丰富的作战经验。 中央给红六军团下达的首要任务是寻找贺龙领导的红二军团。两支红军主力的会师，将为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创造有利条件。 这是一项前所未有的挑战。红六军团要穿越敌军的重重封锁，横跨数省，在没有准确情报的情况下寻找红二军团的踪迹。 更重要的是，红六军团的西征将为中央红军摸清沿途的地形地貌、敌军部署和群众基础。这些宝贵的情报，对于后续中央红军的长征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中央还要求红六军团在西进过程中，要积极开展群众工作，宣传党的政策，扩大革命影响，为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创造有利的社会环境。 西征前夕，红六军团进行了一系列周密的准备工作。军团领导机构进行了调整，萧克兼任17师师长，王震兼任17师政委，李达兼任17师参谋长。 部队进行了全面的战前动员，每个战士都备好了五六双草鞋，背包里装满了干粮。红军战士们明白，这将是一场前所未有的远征。 8月11日，红六军团首先在遂川地区遭遇敌军重兵阻击。面对敌人设下的四道封锁线，红军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成功突破封锁。 到达桂东寨前圩后，红六军团召开了庄严的誓师大会。全体指战员在这里立下誓言，要完成中央交给的重任。 部队在行军途中始终坚持＂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每到一地，都主动向群众支付粮食和物资的费用，赢得了当地百姓的广泛支持。 10月初，部队进至石阡地区时，遭遇了最为惨烈的一战。桂军廖磊部的十九师在此布下了天罗地网，妄图一举歼灭红军。 在这场战斗中，红军面对的是24个团的敌军包围。敌我力量悬殊，战斗异常惨烈。 关键时刻，一位当地老猎户挺身而出，带领红军穿过人迹罕至的山沟，成功突出重围。这充分体现了人民群众对红军的支持。 在长达78天的西征途中，红六军团跨越了湘、赣、黔、鄂四省。部队翻山越岭，跋涉5000余里，每一步都走得异常艰辛。 红军战士们白天急行军，晚上宿营时还要派出侦察队搜集敌情。沿途的群众组织往往能提供重要的情报支持。 一路上，红六军团与敌人展开了47次大小战斗。他们以灵活机动的战术，多次击溃实力超过自己数倍的敌军。 在这些战斗中，红军展现出了高超的战术水平。他们常常利用地形优势，出其不意地打击敌人，创造了以少胜多的战例。 然而，这些胜利是用鲜血换来的。从出发时的9000多人，到最后只剩下3300余人，付出了巨大的牺牲。 甘溪之战尤为惨烈，龙云率领的52团陷入敌军包围。除100余人突围外，其余战士都在战斗中英勇牺牲。 红六军团的西征，在军事战略上取得了重要成果。他们不仅打通了一条从中央苏区通往西部的通道，更为中央红军的长征积累了宝贵经验。 这支先遣队的行动，成功牵制了大量敌军。国民党不得不调动湘、桂、黔三省的军队围剿红六军团，这极大地减轻了中央红军的压力。 在长途转战中，红六军团探索出了一套大规模部队转移的经验。从补给方式到行军纪律，从侦察方法到战术运用，都为后续中央红军的长征提供了重要参考。 红六军团对沿途地区的革命工作也产生了深远影响。他们深入群众，宣传党的政策，揭露国民党的罪行，唤起了民众的革命觉悟。 在红军经过的地区，地方党组织得到了恢复和发展。许多进步青年参加了革命队伍，为党在这些地区的工作打下了基础。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红六军团始终坚持群众纪律。他们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在群众中树立了人民军队的良好形象。 这些工作为中央红军后续的长征创造了有利条件。沿途的群众组织不仅能提供情报支持，还常常主动为红军带路、补给。 1934年10月24日，红六军团在印江县木黄与红二军团胜利会师。这次会师不仅标志着西征任务的圆满完成，也为革命力量的壮大奠定了基础。 两支红军的会合，形成了一支具有强大战斗力的革命武装。这支力量后来在长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中国革命的重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