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杨宇霆为父亲举办70大寿，杨公馆内盛况空前。张学良带着30根金条、2万银元前去祝贺，但当他看到贺寿名单时却大吃一惊，此时的杨宇霆没想到，他的死期将至。 在东北军阀势力的众多人物中，杨宇霆是一个独特的存在。他不同于其他粗鄙的军阀，出身于奉天法库的他，从小接受传统教育，获得了秀才功名。 这样的文化底蕴让他在军阀势力中脱颖而出。他选择远赴日本，进入陆军士官学校深造，在第八期步科学习期间，系统掌握了现代军事理论和实战技能。 回国后的杨宇霆带着新式军事理念，加入了张作霖的麾下。他的学识和才能很快得到张作霖的赏识，被委以重任，担任奉军参谋长。 在这个位置上，杨宇霆开始展现他的才能。他帮助张作霖重组军队体系，引入现代化的军事制度，使原本杂乱的部队逐渐成为一支正规化的军事力量。 为了巩固张作霖在东北的统治基础，杨宇霆提出了一系列发展策略。他主导开垦了大量荒地，增加了东北的粮食产量，解决了军队的后勤补给问题。 同时，他还规划修建了多条战备公路，这些公路不仅方便了军队调动，也带动了东北地区的商业发展。在他的建议下，张作霖还成立了奉天兵工厂，开始自主生产军需物资。 这些举措让张作霖的实力迅速壮大，逐渐确立了＂东北王＂的地位。杨宇霆的才能得到充分展现，被称为东北＂第一智囊＂，成为张作霖最信任和倚重的人。 在杨宇霆的协助下，奉系军阀的势力范围不断扩大。他们不仅控制了东三省，还将势力扩展到热河、绥远等地，打造出一个庞大的军阀王国。 1928年6月4日，张作霖在皇姑屯遭遇日本关东军的炸杀，这场突如其来的变故让东北政局陷入动荡。张作霖生前并未留下明确的继承安排，这给了杨宇霆等人干预权力交接的机会。 在这个关键时刻，二十七岁的张学良接过了父亲的权力，成为东北的新统帅。但杨宇霆和常荫槐并不认可这个年轻的少帅，他们认为张学良资历尚浅，无法掌控大局。 张学良与杨宇霆的矛盾首先体现在东北易帜问题上。张学良主张东北地区应该接受南京国民政府的统一领导，认为这样才能抵御日本的侵略野心。 但杨宇霆坚决反对这个主张，他认为东北是张作霖打下的基业，不应该轻易交出去。他在军中公开反对易帜，并且在易帜典礼当天拒不参加集体合影。 随着时间推移，杨宇霆对张学良的轻视越发明显。在公开场合，他经常直呼张学良的名字，完全不把这位少帅放在眼里。 常荫槐作为杨宇霆的盟友，也开始在各种场合下对张学良不敬。他们两人联手，在军政大权上处处与张学良作对，试图削弱这位少帅的权威。 在一次重要军事会议上，杨宇霆公然否决了张学良的提议，还当众表示：＂老帅在时都是听我的建议。＂这种举动严重损害了张学良的威信。 杨宇霆在军中的专横跋扈不仅影响了军队的统一指挥，也引起了其他将领的不满。一些原本支持张作霖的老将开始对杨宇霆的行为产生质疑。 与此同时，常荫槐在黑龙江的势力也在不断扩大。他擅自扩充自己的部队，对张学良的命令置之不理，形成了一股独立的军事力量。 在处理对日关系上，杨宇霆的态度也与张学良产生了严重分歧。他主张与日本保持密切关系，而张学良则对日本的侵略野心保持警惕。 这种分歧不仅体现在外交政策上，更影响到了东北的军事部署和经济发展战略。杨宇霆在这些问题上都试图坚持自己的主张，不愿意接受张学良的领导。 军政大权的争夺最终演变成了公开的对抗。杨宇霆和常荫槐在军中形成了一个强大的派系，他们控制着重要的军事资源和行政权力，已经严重威胁到张学良的统治地位。 1929年1月5日，沈阳小河沿青云寺胡同的杨公馆张灯结彩，庆贺杨宇霆父亲七十大寿。这场寿宴的规模之大、规格之高，在当时的东北可谓空前。 宴会现场高朋满座，各地政要纷纷到场祝贺。从军阀大佬到商界名流，从地方官员到外国使节，杨公馆内汇聚了各路显贵。 张学良作为东北的统帅，带着重礼前来祝贺。三十根金条和两万银元的贺礼，显示出他对这场寿宴的重视程度。 然而，杨公馆的接待安排却显得极不恰当。张学良被安排在一个偏僻的角落，连基本的礼遇都没有得到。 这场寿宴实际上成了杨宇霆炫耀权势的舞台。他在宴会上与各路宾客谈笑风生，完全无视了张学良的存在。 与此同时，日本驻奉天总领事看出了这其中的政治意味。他特意向张学良递交了一本《日本外传》，暗示杨宇霆可能会步德川家康的后尘，篡夺政权。 这个警示让张学良意识到局势的危险性。德川家康当年以辅政大臣的身份，逼迫丰臣秀赖切腹自尽，随后夺取了政权。 1月10日，杨宇霆和常荫槐如往常一样来到帅府，准备讨论成立东北铁路督办公署的事宜。他们丝毫没有察觉到危险的临近。 在帅府的老虎厅内，一切都看似平常。但张学良已经暗中部署了警务处长高纪毅和一队精锐士兵。 杨宇霆和常荫槐的处决迅速而果断。这一举动彻底肃清了东北军内部最大的反对势力。 这次行动的历史意义十分重大。它标志着张学良完成了从名义上的少帅到实际掌权者的转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