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7月，5名歹徒冲进驾驶室，劫持了飞往上海的2505次航班，突然，领航员黄振江操起救生斧，朝着歹徒的头部一顿乱砍。 1982年的中国仍处在改革开放的初期，台湾当局为了吸引大陆民众＂反共＂，开出了诱人的条件：只要劫持飞机到台湾，每人就能获得1000两黄金的赏金。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这笔横财足以让许多年轻人铤而走险，加上两岸关系紧张，劫机事件频频发生。 台湾方面不仅提供高额赏金，还通过广播电台向大陆宣传优厚待遇，许多年轻人经常收听这些广播节目。这些＂敌台＂广播节目成了劫机事件的催化剂，让一些大陆青年产生了不切实际的幻想。 1980年代初期的中国民航业还很不成熟，购买机票需要经过层层审批。一张机票首先要有单位开具的介绍信，而且乘客必须具备一定的行政级别，一般要求副处级以上干部才有资格乘坐飞机。 即便有了资格，机票价格对普通人来说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从北京到上海的机票价格是64元，而当时普通工人的月工资只有三四十元，相当于要花费两个月的工资才能买到一张机票。 尽管乘机条件苛刻，但飞机上的服务却堪比现在的头等舱。每位乘客都能获得免费的香烟，有的航班甚至提供中国产的雪茄。餐食也十分丰盛，从面包、红肠到冰淇淋，从啤酒到葡萄酒，应有尽有。 然而，这种贵宾级的待遇背后，机场的安检工作却存在严重漏洞。安检人员的专业素质参差不齐，检查设备也相对落后。很多违禁品都能通过简单的伪装混过安检，这也为日后的劫机事件埋下了安全隐患。 1982年7月25日早晨8点07分，2505次航班准时从西安机场起飞，机上载有72名乘客，其中包括19名美国人和10名日本人。这架苏制伊尔18型客机平稳地升上天空，一切看似正常。 在这些乘客中，有5名年轻人格外引人注意，他们是西安仪表厂的工人孙云平、杨峰、高克利、谢智敏和临时工魏学利。这5人早在1982年4月就开始策划劫机，为了筹集资金，他们通过各种途径准备了作案工具。 他们将炸药绑在小腿和腹部，把电雷管藏在衣服里，匕首和引爆用的电池、电线分别藏在不同位置。这些危险物品竟然轻易通过了安检，成功登上了飞机。 10点03分，飞机飞抵无锡上空，正准备降落。孙云平等5人按照预定计划，分工行动：3人负责控制驾驶舱，2人控制客舱。 机长杨继海察觉到情况不对，立即通过无线电向地面发出了求救信号。歹徒发现后立即砸坏了通讯设备，但这短暂的求救信号让地面及时得知了劫机事件。 杨继海是一名有着30多年飞行经验的老飞行员，他没有按照歹徒的要求改变航向，而是在无锡和上海之间来回盘旋。这个策略为地面救援争取了宝贵时间。 为了维持局面，杨继海告诉歹徒飞机燃料不足，需要在广州机场加油。歹徒虽然同意了这个提议，但仍然举着匕首威胁机组人员。 在这紧张的过程中，歹徒对准副机长阎文华就是一刀，将其打伤。但即使在受伤的情况下，阎文华仍然没有放弃抵抗。 随后，机械员和报务员被派去后舱与歹徒谈判。他们趁机向乘客传达了反抗的信号，整个机舱立即行动起来。 乘客们用水瓶、拖把、雨伞等随手可得的物品作为武器，与歹徒展开搏斗。即便是一些外籍乘客也加入了这场战斗。 在混战中，多名乘客和机组人员受伤，但他们始终没有退缩。经过激烈的搏斗，4名歹徒被制服。 就在这时，孙云平躲进卫生间引爆了部分炸药，在机身炸出了一个缺口。所幸飞机已经降到较低高度，没有造成灾难性后果。 孙云平随后抱着剩余炸药冲向驾驶舱，试图与所有人同归于尽。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受伤的副机长阎文华奋力抱住了孙云平。 领航员黄振江见状，迅速抄起挂在紧急出口的救生斧，对准孙云平的头部砍去。这一斧子不仅制服了歹徒，也挽救了整架飞机上人员的生命。 这起震惊全国的劫机事件很快得到了司法机关的处理。1982年8月10日，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此案，仅仅9天后，也就是8月19日，五名劫机者被依法判处死刑并立即执行。 这个判决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不仅对同类犯罪起到了震慑作用，也让更多人认识到劫机行为的严重危害。这一事件后，类似的劫机案件明显减少，显示出法律的威慑力。 2505航班事件直接推动了民航系统的全面改革。民航部门开始采购先进的安检设备，对安检人员进行专业培训。安检程序也变得更加严格，从购票到登机的每个环节都加强了管控。 一个重要的变革是空中警察制度的建立。民航部门组建了专门的空中警察队伍，这些警察以便衣形式乘坐飞机，随时准备应对突发事件。这项制度一直延续至今，成为民航安全的重要保障。 机组人员的培训体系也发生了重大变化。除了飞行技能外，应对劫机等紧急情况的培训被纳入必修课程。每名机组成员都要掌握基本的防卫技能和突发事件处置方法。 这次事件还改变了购票审查制度。民航部门加强了对购票人身份的核实，同时也开始重视对介绍信真实性的审查。这些措施堵住了不法分子通过身份造假购票的漏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