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7月7日，主政新疆的杨增新被自己的部下军务厅厅长兼交涉署署长樊耀南刺杀。 杨增新出身云南蒙自，是一位进士出身的清朝老臣，擅长官场之道，深谙治理之术。樊耀南则是湖北公安人，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具有先进的政治理念和改革思想。 两人的相遇始于1917年，当时北洋政府派樊耀南到新疆任阿克苏道尹。杨增新对这位来自中央的官员心存戒备，将其留在迪化城中，并未让他赴任。 在治理新疆的理念上，杨增新奉行＂认庙不认神＂的策略，对中央政府采取敷衍态度，专注于经营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他推行轻徭薄赋政策，减少对民间事务的干预，试图将新疆打造成一个与外界隔绝的＂世外桃源＂。 而樊耀南则持不同见解，他主张新疆应当与全国一盘棋，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他认为杨增新的做法是在人为制造隔阂，对新疆的长远发展不利。 在民族政策上，两人的分歧更为明显。杨增新采取分而治之的手段，通过制造民族之间的矛盾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樊耀南则公开批评这种做法，认为应当推行民族平等政策，促进各族人民的团结。 随着时局的变化，这种理念的差异逐渐演变成政治对立。杨增新坚持维持新疆的半独立状态，对外抗衡沙俄，对内限制中央权力的渗透。樊耀南则认为新疆应当加强与内地的联系，积极寻求中央支持，推动社会改革。 在对待新思想方面，杨增新固守传统，反对激进变革。他认为稳定压倒一切，宁可牺牲发展速度，也要确保社会秩序不受冲击。樊耀南则深受日本明治维新的影响，主张通过改革释放社会活力，推动新疆的现代化进程。 在杨增新的眼中，樊耀南既是一个能臣，也是一个隐患。多年的政治经验让他深知，要想化解这个隐患，最好的办法就是收买和控制。 1922年，杨增新派人给樊耀南送去一万两省币，约值数百两黄金。这笔钱以津贴的名义发放，表面上是关心樊耀南在新疆的生活，实际上是一次赤裸裸的收买。 杨增新的笼络手段不止于此，他还不断提拔樊耀南。除了迪化道尹的职务外，又任命他兼任督署军务厅长和交涉署署长，使其成为新疆省府的重要官员。 但与此同时，杨增新对樊耀南的防范也从未放松。他派人严密监视樊耀南的一举一动，特别关注其与内地政界人士的联系。 1921年的奇台兵变，成为两人关系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当时，伊犁马步两营的营长宋金山、高士豪发动兵变，与樊耀南同来新疆的蓝肇华被牵连其中。 杨增新根据情报，认定蓝肇华与叛军有勾结，准备将其处决。樊耀南挺身而出，多方周旋，最终保住了蓝肇华的性命，但蓝肇华也被驱逐出新疆。 这件事后，杨增新对樊耀南的防范更加严密。他认为樊耀南在内地的政治关系复杂，如果让他离开新疆回到内地，可能会给自己的统治带来更大的麻烦。 于是，杨增新采取了一个特殊的策略：既不放樊耀南离开，也不对他采取极端措施。在外人看来，樊耀南已经成为杨增新最信任的下属之一。 当时，杨增新的高级干部中，只有樊耀南一人身兼数职，还负责对外交涉这样的重要工作。但实际上，这种重用更像是一种精心设计的＂软禁＂。 1928年，北伐战争取得重大进展，北洋政权摇摇欲坠。樊耀南意识到形势的变化，再次向杨增新提出回内地的请求。 杨增新依然不同意放人，只是意味深长地说：＂像我们这些戈壁滩上的游魂孤鬼，想回去，将来一道回去吧。＂这句话暴露了他对樊耀南的真实态度。 在这种情况下，樊耀南开始暗中策划行动。他认为，北伐成功后，杨增新很可能会加强对异己势力的镇压，自己必须抢在杨增新之前采取行动。 6月12日，当杨增新得知奉军退出北京的消息后，立即开始筹划对新形势的应对，其中就包括如何处置可能不再可靠的部下。 1928年的新疆正面临着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点。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在望，整个中国的政治格局即将发生重大变化。 杨增新准备在7月1日通电承认南京国民政府，表面上看是顺应形势的明智之举。但这个决定背后，还隐藏着他对权力的眷恋和对地位的担忧。 杨增新观察到阎锡山等北洋军阀在归顺南京后仍保有地盘，这让他产生了继续维持半独立统治的想法。同时，他已经开始为最坏的局面做准备，把家眷送回内地，并计划必要时可以经由苏联逃往天津或大连。 恰在此时，樊耀南选择了行动。7月7日，杨增新在为俄文法政学校举行毕业典礼时，遭到樊耀南的刺杀。这个日期后来被称为＂七七事件＂，标志着杨增新十七年的新疆统治画上了句号。 事件发生后，新疆社会各界反应强烈。时任政务厅长的金树仁迅速采取行动，逮捕了樊耀南，并处以极刑。这一变故让本已动荡的新疆局势更加复杂。 从表面上看，樊耀南刺杀杨增新似乎只是一起单纯的政治暗杀。但实际上，这个事件反映了当时复杂的政治形势和深层次的社会矛盾。 这次事件为新疆后来的政治变迁埋下了伏笔。金树仁随后接任新疆省主席，但他的统治并未能延续多久，最终被盛世才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