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6月18日，国民党上将陈仪被押去执行枪决，监刑官蒋鼎文让端来酒菜，陈仪摆手说：“不必了，你要念及旧情的话，让往头上打，给个痛快。” 台北的一个清晨，监刑官蒋鼎文带着几名士兵，走进了关押陈仪的囚室，看着正在熟睡的陈仪，轻声将他唤醒。 陈仪睁开眼睛，看到蒋鼎文的那一刻就明白了今天的结局。他从容地坐起身，对蒋鼎文说自己需要换一身干净的衣服。 蒋鼎文吩咐士兵帮陈仪准备了热水和一套白色西装。陈仪仔细地梳洗完毕，将西装穿戴整齐，又系上了一条花色领带。 一切准备就绪后，陈仪迈步走出了牢房。蒋鼎文让士兵端来酒菜，想让他在临终前能够享用一顿饭食。 陈仪却轻轻摆手拒绝了这份善意。他只提出了最后一个要求，希望执行枪决时能让士兵往头上打，给个痛快。 从囚室到刑场的这段路并不远，但对许多死刑犯来说却显得格外漫长。蒋鼎文担心67岁的陈仪走不动，示意士兵上前搀扶。 陈仪却推开了士兵伸来的手，挺直腰板，自己一步一步走在前面。在这段通往死亡的路上，他保持着一位军人应有的尊严。 蒋鼎文念及往日交情，特意没有给陈仪戴上镣铐和囚服。陈仪穿着那身整洁的白色西装，走得格外稳健。 抵达刑场后，陈仪站定在了行刑的位置上。他环顾四周，目光清明而坚定。 面对黑洞洞的枪口，陈仪没有丝毫惧色。他昂首挺胸，留下了最后一句话：＂一人死，精神永存。＂ 蒋鼎文不忍目睹这位老同僚的最后时刻，转过身去下达了行刑命令。随着一声枪响，陈仪倒在了血泊之中。 这位67岁的国民党上将，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展现出了难得的从容与气节。他没有痛哭流涕，没有哀求乞怜，而是以一种近乎平静的姿态迎接死亡。 1949年初，国民党的统治已经摇摇欲坠。担任浙江省主席的陈仪，清楚地看到了这个政权即将崩塌的迹象。 在这个关键时刻，李济深派人秘密来到杭州，与陈仪进行接触。他们希望陈仪能够效仿傅作义在北平的做法，在浙江发动一场起义。 对于这个提议，陈仪并没有立即拒绝。他认为浙江这片富庶之地不应该再遭受战火的蹂躏。 经过深思熟虑，陈仪同意了起义的计划。但他手中只有几个保安团，总共一万多人的兵力，这样的力量远远不够。 为了增加起义的成功率，陈仪想到了自己的女婿汤恩伯。作为京沪杭警备司令，汤恩伯手中掌握着四五十万大军。 这个选择源于陈仪对汤恩伯的深厚情谊。1924年，年轻的汤恩伯想去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深造，是陈仪写了推荐信，还资助了一笔路费。 从那以后，汤恩伯一直感恩图报。他不仅改名为＂恩伯＂以示感激，后来还成为了陈仪的女婿，两人情同父子。 基于这份信任，陈仪修书一封，让外甥丁名楠带到上海交给汤恩伯。信中详细说明了起义计划，包括停止修建防御工事、保护上海的公共设施等具体内容。 丁名楠虽然担心事情重大，劝陈仪要谨慎行事。但陈仪对汤恩伯的忠诚深信不疑，坚持要将信件送出。 然而，这份信任最终成为了致命的错误。汤恩伯在收到信后，并没有立即答复，而是让丁名楠先回杭州，说自己随后就到。 等待的日子里，陈仪完全没有察觉到危险正在逼近。他又写了第二封信催促汤恩伯，却不知道第一封信已经被送到了蒋介石手中。 蒋介石在看到信件后勃然大怒，立即下令免去陈仪的浙江省主席职务。更令人意外的是，陈仪在被免职后还毫无防备地来到了上海。 在上海，陈仪被警察局长毛森逮捕，随后被押送到衢州软禁。直到这时，他才明白自己已经成了阶下囚。 1950年4月，随着解放军渡江战役的展开，陈仪被解送到台湾。国防部组成了以顾祝同为庭长的特别法庭，对他进行审判。 在收到陈仪的信后，汤恩伯整整犹豫了十天。这十天里，他反复权衡利弊，最终选择了背叛恩师。 他将陈仪的亲笔信和起义计划，一并交给了保密局局长毛人凤。毛人凤立即将信件拍成照片存档，随后将原件送到了溪口的蒋介石手中。 当陈仪被判处死刑后，汤恩伯也没想到事情会发展到这一步。他多次前往蒋介石的办公室求情，但蒋介石都以不在为由拒绝见他。 判决执行后，汤恩伯在家中设立灵堂，祭奠自己的恩师。这个消息很快传到了蒋介石耳中，蒋介石立即将他叫去训斥，要求他立刻拆除灵堂。 汤恩伯的妻子王竟白，本是陈仪的义女。当她得知丈夫出卖了自己的义父，便带着三女一子前往美国定居，只留下四女儿在台湾。 从此以后，汤恩伯在台湾军政界被人冷落。昔日的同僚纷纷与他保持距离，就连蒋介石也不再重用他。 1954年4月，55岁的汤恩伯因胃病前往日本治疗。在手术台上，他因失血过多而离世。 1980年，有关部门对陈仪的历史功过进行了重新评定。他被追认为＂为解放事业贡献出生命的爱国人士＂。 陈仪用生命诠释了什么是＂痴心爱国＂。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依然保持着军人的尊严和气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