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上，大家讨论的很激烈。华国锋曾说：“合作化几十年了，到底是好是坏？基本上是好的。连地都分了，毛主席泉下有知，也不会同意的”。胡耀邦说：现在农民吃不饱肚子，动不动就割‘资本主义尾巴’，农业上不去，主要是‘左’倾错误作怪。不要怕农民富，如果认为农民富了就会产生资本主义，那我们只有世世代代穷下去，那我们还干什么革命呢？” 陈永贵：“中国单干了几千年，还是没有粮食吃，还是受穷嘛！我是老观念，只记得小农经济跳不了三尺高。陈云反驳道：“要取得发展，首先就要保障农民的根本利益。只有稳定农民群众，才能稳定农业生产，进而促进社会发展。稳定农民群众在当时最首要的问题就是要解决好农民群众的吃饭问题，在当时的情况下，就要先解决好农民的土地问题，对农村的土地措施做出改变，通过土地措施的改变来积极促进农业的发展。” 他们挺直腰杆，理直气壮地发出质问：“我们通过包产到户增产粮食，难道这是犯法吗？”“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原则在农村还适用不适用？”后来，县委的一位负责同志感慨地回忆道：“试验包产的那一年，我们心里是忐忑不安，遮遮掩掩，被动应对；而群众们却是坚持不懈，实干苦干，最终迎来了增产的一年。” 6月至7月间，万里率领安徽代表团远赴美国进行访问，随后又马不停蹄地走访了欧洲的几个国家。而在家的省委常委们则继续紧抓推行多种形式的责任制不放松。滁县地区的大包干更是迎来了新的突破，许多地方已经从包到组转变为包到户，彻底实现了包干到户。袁振对此进行了深入的专题考察，并撰写文章详细阐述了这一变革的重大意义。 从75号文件可以清晰地看出，中央虽然提出包产到户应因地制宜、因队制宜地推行，但“上面放”的大趋势已经不可逆转。这标志着中央在农村改革上的态度由被动的适应、观望转变为主动的调整政策、积极指导。自此以后，中央对农村改革实践进行了不断的理论提炼和升华，从1982年开始，每年都会以1号文件的形式来指导农村改革工作。 第一个1号文件，即《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明确确认了包括“双包制”在内的各种责任制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首次为包产到户正名，确认了其社会主义性质，为多年的争论画上了句号。第二个1号文件《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则进一步指出，联产承包责任制具有广泛的适应性，其进一步完善和发展将使农业社会主义合作化的道路更加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 回顾这一历程，我们不难发现，中央在农村改革初期虽然做出了决策，但对于农民在实践中创造的、适合农村实际的“双包”责任制却经历了一个由排斥到认同再到提倡的曲折过程。随着政策的逐步放宽，相关文件上的表述也在不断变化，由最初的“不准”、“不许”到“不要”，再到“有条件的允许”，直到最终为“双包制”正名并向全国推广。 中国自古以来就高度重视农业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核心地位。封建社会的重农思想不仅塑造了一个自给自足的小农社会，还培育了闭关自守的社会特性和安土重迁、小富即安的民族性格。到了清代末期及民国时期，社会动荡加剧，思想启蒙者们开始反复设计夹杂西方政治色彩与中国封建制度的“乡村自治”组织实践方案。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在特定的发展阶段选择了城市偏向的发展战略，通过低廉的食物价格和其他一系列不利于农村的价格政策，将资源更多地投向城市工业，导致乡村地区技术匮乏，医疗、教育、就业等基础设施落后。 这种城乡发展的不均衡使得城市集团能够利用自身的政治权力，通过城市偏向政策将社会资源不合理地引入自己的利益区域，从而加剧了乡村社会的发展困境。因此，“一旦经济发展的目标选定，沿着这一逻辑起点，根据中国自身的经济、社会特征，便形成了一套特有的经济体制”。城乡规划与建设的重心长期偏向于城镇，广大农村地区的发展机会和能力提升空间受到严重限制，各类设施严重缺乏，环境恶劣，农民的生活水平长期低下且难以得到改善。 珠三角地区作为中国农业产业化最早的地区之一，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其产业布局也日益科学化。该地区充分发挥广州、深圳两个中心城市的带动作用，推动城市经济向农村辐射，加速农村的城镇化进程。同时，珠三角还合理规划产业布局，加强城市化过程中的软硬件建设，努力缩短城乡差距，为城乡一体化做好实验试点工作。 为了进一步推进农业产业化，珠三角地区重点扶持农业龙头企业的快速发展，积极引导外资、民资参与“三高”农业的开发，形成现代化农业示范区的规模建设。广州、深圳两大城市在信息、融资、科技、人才等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在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充分发挥了科技引领和“经济航母”的作用。它们创建了一批用于高新技术引进、吸收和开发的基地，形成了广深高新技术走廊，打造了广东的“硅谷”，有力地辐射和带动了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壮大。最终，这些努力将促成巨无霸式的农业股份企业的形成，为农村的城镇化建设提供坚实的经济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