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的出逃对毛泽东打击非常大，经常以自嘲的口吻提到林。九一三事件之后一月有余，毛泽东两次对熊向晖等人幽默地说：“那个‘副统帅’呢？那个‘参谋总长’哪里去了？”“九一三”后不久，周恩来在广州给部队领导机关作报告，讲到他没有下令打掉林座机时说：林是党中央副主席，军队的副统帅，我仅是个政治局常委，在军队中又没有挂职，怎能命令部队把林打下来，怎么向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交代？ 周恩来在林的飞机起飞前，相继采取了一些预防性措施。周恩来接到八三四一部队转来的林立衡电话报告后，他一方面令八三四一部队密切注视，有情况随时报告；一方面打电话找吴法宪、李作鹏查问是否有飞机出山海关机场。查明这架飞机是私自飞出去后，便令其立即飞回，为防止意外，特规定不许带任何人回来。 周总理一生为国为民。 能否做到廉政、勤政，这如同一面明镜，映照出领导干部品质的优劣与高下。在我们的干部队伍中，不乏那些能在战火纷飞中屹立不倒的英雄，然而，和平的环境、执政的地位，却成了另一些人难以逾越的考验。而周恩来，这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无疑在这方面为后世树立了一座光芒万丈的丰碑。无论是在硝烟弥漫的战争岁月，还是在和平安宁的建设时期； 特别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面对焕然一新的社会环境和日益改善的生活条件，周恩来非但没有放松对自己的严格要求，反而更加注重以身作则，身体力行。他亲自审批和领导了无数大型项目的建设，却从未想过要利用这些机会为自己营造一个舒适安逸的“安乐窝”，始终居住在简陋的旧居之中。有关部门多次提议为他修缮或新建住房，都被他坚决拒绝。在周恩来的身上，清正廉洁的领导品质得到了最完美、最鲜明的诠释。 在国庆十周年前夕，当我国第一批受人民政府特赦的战犯在中南海受到他的接见时，他以一种极其宽厚的态度对杜聿明先生说：“你过去确实犯下了罪行，但如今你已认识错误，愿意改正，这就很好！说起来，我也有责任。你曾是黄埔的学生，而我则是黄埔的老师。作为老师，我没有把你们教育好，导致你们走上了歧途。”这一番话，情真意切，感人肺腑，让在场的人无不热泪盈眶，深受触动。 上世纪的五六十年代，面对帝国主义国家的封锁与遏制，新中国的外交工作显得尤为艰难而复杂。在这样的背景下，新中国外交的重点自然而然地落在了社会主义国家和周边国家身上。一方面，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一员，新中国必须加强与社会主义国家的联系，维护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与统一；另一方面，新中国在建国初期，最为紧迫和重要的任务就是发展经济、搞建设，这就要求新中国的外交工作必须以周边国家为重点，做好睦邻友好的工作，为国家的经济建设争取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 在与社会主义国家的交往中，中苏关系无疑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刘少奇深刻认识到，中苏两国之间的关系与历史上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有着本质的区别。中苏两国之间的关系是建立在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基础之上的，是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是兄弟般的互相帮助的关系。刘少奇多次在讲话中强调，中国和苏联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是史无前例的，是一种全新的国际关系范例，它是建立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础之上的，这种新型的国际关系是由社会主义的国家性质所决定的。 这种关系中没有资本主义国家之间那种尔虞我诈、互相竞争、互相排挤、互相勒索或者是一个国家压迫和掠夺另一个国家的情形。中苏两国关系的基础是平等、经济合作和尊重民族独立的原则。 刘少奇在领导国家建设的过程中，深受儒家“宁俭勿奢”消费观的影响。他深知，要加快经济建设的步伐，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就必须厉行节约，积累资金，同时也要善于消费，爱惜民力。 他引用了斯大林的一段话，生动形象地说明了这一道理：“一个农民，他积累了少量的钱，他不用这些钱去修理犁头，革新自己的经营，而却买了一架大留声机，……花光了。这样的农民，是不会创造自己幸福的生活的。这对于我们的国家也是一样。如果能够从人民的节省中筹集一些资金以投资于工业，但我们却不这样做，而由大家在消费中花光了，那我们就不能创造人民的幸福的生活。”这段话深刻地揭示了节约与消费之间的辩证关系，也体现了刘少奇对于国家经济建设的深思熟虑。 1956年，刘少奇在党的八大政治报告中向全党提出了“勤俭建国”的方针。他强调，在一切企业和国家机关中，都必须继续提倡节约，反对浪费。他号召全党：“我们的建设还在开始，我们更应当为积累每一元的建设资金并且加以最有效的使用而奋斗。”厉行节约、开源节流、宁俭勿奢，这些不仅是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进行国家建设必不可少的重要措施，更是我们党建设社会主义的长远方针。刘少奇的这一思想，不仅在当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而且对于我们今天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仍然具有深远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