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的政治报告是张春桥负责主持起草的，由周总理出面宣读。这之前，张春桥等人借口周总理身患重病，曾提议“十大”政治报告由王洪文宣读。毛主席得知，大手一摆，没有同意。38岁、还显得一脸稚气的王洪文才没有一步登天，登到75岁、担任国务院总理长达24年的周恩来的前头去。可见当时周恩来不仅身患重病，而且处境也很恶劣，他一直坚挺着自己的身躯。周恩来在整个大会过程中几乎没有笑脸，消瘦的脸庞上始终神态凝重。可以想象，他很难很累也很憋屈，但他自始至终都是以无怨无悔、勤勤恳恳、绝不懈怠的姿态站立在中国的政坛上。但刮起十二级台风之后，发现周恩来依然不屈不挠，挺立船头。最后毛主席发现了他们一伙的真实目的，指示“不能干扰总理工作”，张春桥等人只好草草收场。 在晚年，当张学良对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口述历史记录者，被问及一生中最为敬佩的人物时，他几乎是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是周恩来！”当话题转至人生最大遗憾，张学良的眼中闪过一丝黯然，缓缓答道：“最大的遗憾，便是未能与周恩来再度相见。”这份深厚的情谊，源自“西安事变”那段风云变幻的历史时刻，两人一见如故，结下了不解之缘。即便在张学良被蒋介石幽禁的岁月里，周恩来的心始终与他同在，想尽一切办法与他保持联系。 时光流转至1959年，蒋介石在台湾宣布解除对张学良的“管束”，但海峡两岸的隔阂依旧深重。周恩来不辞辛劳，通过多方努力，最终委托香港的郭增恺夫人，以基督教徒的身份，在每周三张学良夫妇前往台北士林凯歌教堂做礼拜时，秘密地将一封装在口红盒中的信件传递给了张学良夫人。信中，周恩来以毛笔亲笔书写：“善自珍摄，修身养性，前途有望，后会有期。”字字句句，情深意重，张学良捧信而泣，那份跨越海峡的深情与挂念，让他心中涌动着无尽的感动。 为了纪念西安事变25周年的历史性时刻，1961年12月12日晚，北京饭店一楼饭厅内灯火辉煌，周恩来夫妇设宴款待了张学铭夫妇、张学思夫妇等亲友。席间，当张学良的四弟张学思向周恩来敬酒时，两人不禁泪眼相对，共同缅怀远在海峡彼岸的张学良，那份深深的思念与牵挂，化作泪水，流淌在每个人的心头。 周恩来的一生，是传奇与奉献的交织。他为党、为人民，经历了无数次的斗争与考验，承担了最复杂、最艰苦、最危险的任务。从五四运动的风起云涌，到北伐东征的波澜壮阔；从万里长征的艰苦卓绝，到西安事变的惊心动魄；从重庆谈判的出生入死，到解放战争的气吞山河，周恩来总是奋不顾身、机智果断、英勇无畏。他的事迹，如同一部生动的历史教科书，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 1937年4月，周恩来等一行20余人，乘坐一辆卡车，离开延安，踏上前往西安与国民党谈判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征途。然而，消息不幸被国民党特务指使的土匪侦知。他们密谋杀害周恩来，提前在延安以北60公里的劳山险要山口设下埋伏。当卡车驶入伏击圈，敌人从三面同时发起猛烈攻击。面对突如其来的危机，周恩来沉着冷静，一边指挥战斗，一边带领大家向密林深处撤退。 经过一场殊死搏斗，虽然最终有20人壮烈牺牲，其中包括在周恩来身边工作的参谋陈友才，但周恩来却凭借过人的胆识与智慧，成功脱险。敌人误以为已经杀害了周恩来，又担心红军援兵赶到，于是仓皇逃窜。周恩来在生死关头所展现出的英雄气概，令人肃然起敬。脱险后，他再次踏上征途，为建立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挽救民族的危亡，继续奋不顾身地战斗。 “苏世独立”与“横而不流”，在周恩来的身上得到了完美的诠释。他的“独立”，并非孤立无援，而是与“横”紧密相连。这里的“横”，是目标的坚定性，是献身忘我的执着，是广泛联系群众、虚心听取群众意见的谦逊。正是有了这种“横”，周恩来才能在世界舞台上展现出独特的魅力，树立“独立”的信心。他与人交往，总是以诚相待，坚持“与有肝胆人共事”的原则，绝不单方面付出信任。 周恩来的胸怀宽广如海，早在五四运动时期，他就在斗争实践中深刻体会到团结各阶层广大群众参加革命的重要性。树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后，他更加坚信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的真理。他告诫青年要转变观念，不要画地为牢、孤军奋战，而是要“先划一个最大的圈子，把亿万人民群众团结在一起”。 周恩来善于广交朋友，无论是国内的各党派、各阶层，还是国际上的各国家、各政党，他都尽力交往，努力扩大党的影响，壮大同盟者的队伍。他把党的团结视为党的生命，始终顾全大局、维护党的团结统一。他把维护和巩固党的团结作为自己言行的准则，有利于党的团结的话和事就说、就做；不利于党的团结的话和事就不说、不做。他讲党性、不徇私情；讲原则、不讲关系。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他都能把个人荣辱置于身外。这种团结协作的精神，多次化解了党内矛盾，挽救党和国家于危难之际，维护了党和国家的团结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