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剑英说：由于林彪事件的发生十分突然，情节离奇，甚至带有戏剧性色彩，似乎一夜之间就由“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变成“死有余辜的叛徒卖国贼”，这个反差太大，一些人至今对林彪事件仍有某些疑问和难以理解之处，也是很自然的。历史特别是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常常需要时间的检验和沉淀。好似一个钟摆，由肯定到否定，再由否定到肯定，肯定中有否定，一般情况下摆幅越来越小，功过是非逐渐接近本来面目。 从青春年华到两鬓斑白，从革命战火的洗礼到建设年代的如火如荼，叶剑英的一生，无论是攻城夺堡的英勇无畏，还是攻书学习的孜孜不倦，都始终贯穿着一种“苦战”攻关的精神。他面对困难从不退缩，敢于挑战，敢于拼搏。在担任军事科学院院长时，他曾谦逊而坚定地表示：“我这个院长，实在惭愧，肚子里一点科学也没有。但怎么办？要么爬上琅琊山，要么退休，解甲归田。我选择爬山，科学的大山，我要一步步攀登。马克思六十岁才学俄文，干到老，学到老。人生就要干，要战斗、前进，这才是真正的人生。”叶剑英不仅用言语诠释了这种精神，更以实际行动践行了这一信念。 叶剑英曾以诗明志：“泽畔行吟放屈原，为伊太息有婵娟。行廉志洁泥无滓，一读骚经一肃然。”他将“行廉志洁”作为自己人生的座右铭，时刻提醒自己，鞭策自己。在年轻时，他便追随孙中山的脚步，投身革命洪流，加入了国民党。1925年，他被广州留守大元帅府委以重任，担任梅县县长。在任期间，他廉洁奉公，勤政为民，对待百姓如同春风般和煦，深受百姓爱戴。每当有百姓遇到困难前来求助，他总是耐心倾听，竭尽全力相助，因此，梅县的老百姓都亲切地称他为“清官”，他的名声如同清泉般在民间流淌。 在故乡雁洋，有一个名叫赖宾庭的乡邻，家境贫寒，万般无奈之下向当地一个乡绅借了高利贷，却因无力偿还而畏债潜逃。赖妻在绝望中想起了担任县长的叶剑英，希望他能出面说情，减轻利息负担。她提着家里仅有的几尾鱼，满怀希望地来找叶剑英求助。叶剑英听闻此事后，立即派人将那个乡绅召来，严厉斥责他放高利贷的违法行为，要求他按正常利息进行结算，并坚决拒绝了赖妻送来的鱼。他的这一举动，如同冬日里的暖阳，温暖了百姓的心田。 叶剑英在担任县长期间，对家人亲戚的要求也极为严格。有个堂叔曾向他提出想借点公款建房，叶剑英耐心地向他解释了公款不能私用的原则，劝他打消了这个念头。还有一个远房伯父，能写会算，精通文墨，找到叶剑英希望能谋个一官半职。叶剑英考虑再三，给他安排了一个“猪码”（屠宰税征收员）的差事。那位伯父对此颇为不满，叶剑英则劝慰他说：“有个差事就不错了，如果不愿做，还是回家务农吧！”叶剑英这种不为亲友谋利谋官的行为，如同清风明月般高洁，赢得了众人的广泛赞誉。 在叶家祠堂内，曾经贴着一首打油诗《问祖宗》：“虎头山上英雄树，英雄树开英雄花。花开时节蕾满树，为何不见花接花。”这首诗便是对叶剑英在家乡为官不帮亲、不徇私的最好见证。他的清廉与正直，如同山间清泉，源远流长。 在粉碎四人帮时，华国锋与叶剑英同样有很大的功劳。 “运动”初期，华国锋同志遭受了严重的冲击与批斗。然而，他并未因此沉沦，而是坚韧不拔地挺过了那段艰难岁月。1967年7月以后，他先后担任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副组长、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主任，以及省革命委员会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组长等重要职务。1969年4月，在党的九大上，他当选为中央委员，开始了新的征程。1970年11月，他更是当选为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并兼任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省军区党委第一书记，为湖南的发展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华国锋同志在湖南工作的20余年里，对湖南各族人民怀有深厚的感情。他致力于新湖南的建设，为改变湖南面貌、造福三湘人民付出了无数心血与汗水。他以身作则，深入工农业生产第一线，与干部群众同甘共苦、艰辛创业，赢得了毛泽东同志“讲老实话，是老实人”的高度评价。他重视经济建设，关心群众生活，主持兴修了洞庭湖排涝、韶山灌区等大型水利工程，大力发展煤炭、钢铁等基础工业，积极支持地方工业的发展，并全力推动杂交水稻的种植，为湖南的工农业生产和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在中国，做任何事情都离不开领导的关心与支持，这是由中国的体制所决定的。然而，领导的关心并不等同于事情就能顺利办成。真正要做好一件事情，除了领导的关心外，更需要实际工作者的敬业精神和聪明才智。我对此深有感触，特别是在宝钢的建设过程中，邓小平、陈云、李先念、华国锋等领导同志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