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里后来回忆：其实，当时几位领导人对于田家英所说的关于“包产到户”的四句话，高度概括了他们的性格和政治态度：“观点鲜明”——陈云这句话很含蓄；“赞成！”——邓小平显得非常干脆；“要使包产到户合法起来”——表明刘少奇的斗争策略；其实，陈云那句话中，已经隐含着对于“包产到户”的支持，只是按照他的性格，“不到火候不揭锅”罢了。 纵观历史，陈云也曾三起三落，当时毛主席当时十分赞成陈云的话，曾说过“‘争取快、准备慢’，哪一方面也适用。快了，头一句灵；慢了，后一句灵”。那时支持“包产到户”，算起账来，陈云是头一个，因为他不仅负责主管经济，而且还为此事专门跟毛主席谈话，企图说服毛主席。后来陈云到了北戴河之后，因心脏病日益加重，要求请假。会后，毛主席称：“陈云同志他有组织观念，守纪律，准许休假。” 陈云是当时少见的经济方面的专家。 中共中央东北局踏入东北大地之时，不仅迎面遭遇了国民党军队如狼似虎的军事压迫，更面临着东北地区错综复杂、艰巨繁重的群众工作重任。在这片历经沧桑的土地上，陈云以其敏锐的洞察力和深厚的群众基础，深刻认识到做好群众工作、发动农民群众、推进土地改革，乃是当务之急、重中之重。 东北地区，在日本帝国主义长达数年的铁蹄践踏下，土地关系被扭曲得支离破碎。九一八事变后，随着伪满洲国的建立，日本侵略者以强权手段，低价掠夺中国人手中的土地，其中一部分被划为“开拓地”，分配给日韩移民；另一部分则成为“满拓地”，出租给中国农民，以此作为控制东北经济的手段。此外，东北地区还广泛存在着地主所有制和小土地所有制，土地问题成为制约东北社会发展的瓶颈。 面对这一复杂局面，陈云在坚持中央减租减息土地政策的基础上，深入调查研究，紧密结合东北土地关系的实际，提出了富有创见的分配“开拓地”和“满拓地”给无地少地农民的主张，以及“经济—武装—再经济”的战略思路。1946年1月17日，他致电中共北满各省工作委员会，详细阐述了处理“开拓地”、“满拓地”的政策原则：原则上应分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同时考虑到富农和地主的实际情况，给予适当分配；租种的韩国农民也应与中国农民同等对待；分配过程中要充分听取当地农民的意见，确保公平合理；此次分配仅涉及敌产，不涉及内战时期的土地革命，地主的现有土地保持不动，仅实行减租减息。这一系列政策，既体现了党的土地政策的精神，又充分考虑了东北地区的特殊情况，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同时，陈云强调“经济—武装—再经济”的战略思路，即首先通过经济斗争发动群众，然后迅速武装农民，缴获地主土匪的武装以壮大自己；农民武装起来后，再进一步扩大经济斗争。这一战略思路，不仅有力地打击了敌伪残余势力，广泛发动了群众，促进了根据地的建设，而且极大地提升了中国共产党在东北地区的威信和影响力。 陈云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更是一位深谙马克思主义哲学真谛的思想家。他始终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紧密结合，坚持求真务实的原则，不断探索事物的内部规律。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他针对社会主义经济中出现的新问题和新矛盾，提出了“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创造性思想，冲破了当时经济体制完全是公有制的思想束缚，为中国的经济建设指明了方向。 在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二次会议上，陈云深刻分析了当时国家的经济形势，指出我国正处于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向独立自主的新民主主义经济转变的历史转折点。他强调打击投机资本、稳定市场、制止通货膨胀的重要性，认为这是建立新民主主义经济秩序和改造国民经济的开端。这一观点，不仅体现了陈云对经济发展的深刻洞察，也彰显了他对民生问题的深切关怀。 在陈云看来，人民群众不仅关注党和政府在军事、政治上的表现，更关注经济领域的发展成果。他深知市场物价稳定、粮食供应充足对于民生的重要性，因此不遗余力地推动稳定市场、制止通货膨胀的工作。他通过大量的比较分析，阐述了物价稳定对于人民群众生活的积极影响，同时也指出了稳定市场初期可能带来的问题，并坚信这些都是暂时性的困难，是中国经济走向繁荣的必然阶段。 对于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陈云始终将其视为关系国家发展和稳定的全局性问题。他强调粮食问题的重要性，认为只有首先解决农民的温饱问题，天下才能太平。他提出要通过提高农业粮食产量、搞好多种经营、缩小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等措施，增加农民收入，改善农民生活。这些观点不仅体现了陈云对“三农”问题的深刻理解和全面把握，也彰显了他对农民群众的深厚感情和强烈责任感。 陈云还时刻提醒我们，要时刻关注人民群众的需求和利益，不能在数量上不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发展的需求，也绝对不能在价格上坑害老百姓。他要求我们要贴心贴肺地为人民群众做好事、办实事，充分体现了他作为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崇高风范和深厚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