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曾感叹：“如果像彭老总这样的人多一些，好多错误也许能避免吧。”1965年，陈云去上海治病，看过贺子珍多次，讲了很多往事和心里话。记得最深刻的，是她坦言不该这样对待彭德怀。可见贺子珍思考是健全的，有独立见解，水平不低的，彭老总嫉恶如仇的性格与敢于直言的品质感动了很多人。 彭德怀，尽管出身于贫寒之家，其父母却满怀期望，不辞辛劳地节衣缩食，将他送往姨父萧云樵所开设的私塾接受教育。在那里，彭德怀一边勤勉地帮助姨父砍柴以抵学费，一边孜孜不倦地研读了众多儒家传统经典，诸如《三字经》、《庄农杂字》、《百家姓》、《幼学故事琼林》，以及深邃的《中庸》、《论语》、《孟子》等著作。在母亲不幸离世后，彭德怀的求知欲并未因此消减，反而在村中积极借阅《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老残游记》和《包公案》等书籍。 随后，他又凭借自身的不懈努力，相继研读了《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名著，这些书籍不仅为他打下了坚实的传统文化基础，更在潜移默化中塑造了他正义凛然、忠诚不渝、深爱民众的品格。 值得一提的是，《资治通鉴》这部鸿篇巨制对彭德怀的影响尤为深远。毛泽东曾高度评价中国的两部大书，一是《史记》，另一便是《资治通鉴》，它们皆由才情出众而在政治上暂不得志的智者所著。毛泽东特别赞赏《资治通鉴》中对战争的描写，称其生动传神，充满了辩证法的智慧。在彭德怀早年于湘军服役时，他的班长郭德云，一位充满正义感且亲身参与过辛亥革命的老战士，赠予了他一本《资治通鉴》。彭德怀从这部涵盖政治、军事、民族关系等广泛内容的经典著作中汲取了丰富的知识养分。 1950年11月5日，抗美援朝第一次战役胜利落幕，中朝军队携手将“联合国军”从鸭绿江边击退至清川江以南，彻底粉碎了麦克阿瑟妄图在感恩节（11月23日）前占领全朝鲜的狂妄计划。次日，麦克阿瑟不甘失败，下令“联合国军”以部分兵力发起试探性进攻，并向全球宣称：要在圣诞节前结束朝鲜战争。 面对敌军的嚣张气焰和装备优势，彭德怀于7日夜主持召开了志愿军党委会，他胸有成竹地提出：“我的意见是，我们应先避其锋芒，部队向后撤退大约30公里，此举旨在故意示弱，迷惑敌人。我们将采取边打边退、诱敌深入的策略，分散敌人兵力，寻找机会歼灭敌人，在运动中逐渐消耗并击败敌人。这正是我军在装备劣势下战胜强敌的优良传统和战术。” 遵循彭德怀的计策，志愿军前线部队灵活应对，以部分兵力进行节节抗击，主力则有序后撤，巧妙营造出“力战不支”的假象。在西线战场，部队主动放弃了德川、飞虎山、博川等重要据点，引诱敌人跨过大同江；在东线战场，则放弃了曾在第一次战役中重创敌军的黄草岭，将敌人一步步引入长津湖畔的伏击圈。 在诱敌阶段，彭德怀更是指示一线部队佯装“怯战败退”，在北撤途中故意遗落一些枪支、器材，以进一步迷惑敌人。志愿军这些看似“真败”的战术，使得麦克阿瑟狂妄地误判：志愿军“最多不超过六七万人，并非不可战胜的力量”。于是，“联合国军”放心大胆地继续北上，直至11月25日全部踏入彭德怀精心预设的战场。25日黄昏和27日黄昏，西线、东线相继发起猛烈反击，激战持续至12月24日战役结束，共歼灭敌军3.6万余人，其中美军就有2.4万余人，从而根本性地扭转了朝鲜战场的局势。 在指挥西北战场期间，彭德怀就反复强调，西北地区各级政府应充分重视工人、社会和少数民族的教育工作，为适应社会改革和建设事业的需要，应有计划地轮流培训在职干部、培养技术干部，着力提升人民解放军的文化水平和各项专业知识，增强持久战斗力，使他们成为未来祖国各项建设事业的中坚力量。此外，他还特别强调要培养经济人才，尤其是少数民族干部，以实现本区域人才带动本区域发展的良性循环，从而更快、更好地推动经济复苏与发展。 1949年9月，野战军前委发布文件，明确要求“县以上各级党委必须设立少数民族学校或训练班，大量培养各族干部”。随后，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彭德怀于1950年2月3日在军政委员会第一次行政会议上提议，并在兰州设立民族学院，以便更有计划、更有效地培养民族干部。新中国成立后，彭德怀接任周恩来主持军委工作，他在高级干部会议上多次强调要认真办好学校，切实保障人民文化权益，提高干部素质。他提出，要建设现代化军队，就必须培养忠于社会主义事业、具有马列主义思想基础、具备一定科学技术和文化水平、能够钻研业务且充满活力的干部。 在朝鲜战场上，彭德怀以非凡的勇气和智慧，不畏权威，用铁一般的事实论证了朝鲜战争不可能迅速取胜的观点，与苏联大使和金日成展开了激烈的辩论。正是彭德怀那清醒的头脑和战略家的远见卓识，使他能够洞穿麦克阿瑟的阴谋，并力排众议、坚守己见，不仅成功挽救了数十万中朝联军，更最终迫使美国在停战协议上签字认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