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中，八路军韩钧得知发现日军佐佐木勋小组后，要用3个团去打。旁人不解：对方才百来人，3个团是不是？韩钧却瞪大眼睛：我要给副司令员报仇。 从1940年开始，华北的日军就加紧了对八路军的围攻。由于八路军经常采取游击战术和日军迂回，日军多次进攻都找不到八路军的主力部队，这也让日军很是头痛。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日军中的一些熟悉华北情况的人，就提出了对八路军发起渗透战的战术。简单来说，就是组建人数大约在50到100人的特别小组，让他们化装成八路军或是老百姓，渗透进八路军根据地去侦察和破坏。 经过一段时间的侦察，日军发现八路军各级指挥中枢人员多，携带物资也多，目标大，在转移过程中，行军速度非常慢，容易被发现和破坏。于是这些特别小组的主要目标则变为负责破坏八路军的各级指挥中枢。 日军对特别小组队员的选拔，非常严格，不仅仅要求体格健壮，还要求成员必须具备极强的野外生存能力，同时还要求队员必须熟悉华北的一些风土人情，会说简单的汉语。 在武器配备上，日军特别行动小组的配置也很高，每个队员配备长枪一支，短枪两支，手榴弹两枚，还有两把匕首。除此之外，每个小组还配备了掷弹筒、电台、轻机枪。 1942年大年初三，日军“佐佐木勋小组”在山西交城西川南沟村一带，发现了晋绥八路军第八分区司令部的所在位置。 当时八分区刚刚从日军的包围中突围出来，经过多日的作战，战士们早已困乏，一进村，便早早睡下。 凌晨六点钟，“佐佐木勋小组”对八分区司令部发动了突袭。副司令员刘德明立即指挥警卫连迎战，在反击作战中，刘德明不幸中弹牺牲。 仅仅两个月后，“佐佐木勋小组”又再次发现了八分区。当时八分区正在开会，会已经开了好几天了。这一次，八分区敌工科及时发现了“佐佐木勋小组”。 八分区立即压缩会议时间，在“佐佐木勋小组”赶到的时候， 所有人员都及时撤离了出去。这一次佐佐木勋没有像往常一样撤退，而是隐藏在了附近的山上，准备如法炮制，寻机再次突袭八分区，一举端掉对方的司令部。 然而佐佐木勋没有想到的是，他在找八分区，而八分区上下也在找他，自从刘德明牺牲之后，八分区上下发誓要全歼“佐佐木勋小组”，为副司令报仇。 就在这个时候，八分区敌工科科长段世楷在带人侦察的时候，发现了躲藏在山中的“佐佐木勋小组”。得知此事的韩钧司令非常兴奋，当即决定调集三个团的兵力，围歼“佐佐木勋小组”。 这让段世楷有些疑惑，“佐佐木勋小组”虽说是日军的精锐部队，但对方满打满算也最多只有120人，打一百多人，动用三个团的兵力，会不会有些杀鸡用牛刀了？ 其实不然，韩钧对此是有很深的考虑的，为刘德明报仇是其一，更加重要的是，在往常跟日军作战中，八路军基本上会投入几倍于敌人的兵力作战。而“佐佐木勋小组”装备好，可以说是以一敌百，所以必须集中绝对优势的兵力，这样才能围歼对方。 可是当韩钧带着部队进山之后，却发现“佐佐木勋小组”突然消失不见了。原来佐佐木勋的警惕性极高，经常一天就换一个地方。 正当大家失望至极，以为这次又不能报仇的时候。韩钧却看着地图分析起来，他发现，综合情报来看，“佐佐木勋小组”出来起码有一周了，他们携带的食物有限，再过几天势必要回去补给，那是不是可以在“佐佐木勋小组”回去的必经之路上打埋伏呢？ 说干就干，在当地老乡的带领下，韩钧很快就带着部队在石沙庄东南一带的山道两边埋伏，这里是“佐佐木勋小组”回据点的唯一通道。 韩钧把三个团分别放在东、西、中间三个方向，其中5团埋伏在山脚下，担任主攻，6团则登上石沙庄斜对面的制高点，居高临下压住日军，4团作为预备队埋伏在路口待命。 等待了两天，在下午五点时，佐佐木勋果然带着队员出现了。佐佐木勋警惕性很高，一路走走停停，当他看到石沙庄两边都是高山的时候，就走的更慢了。 一直到天快黑了，“佐佐木勋小组”才全部进入伏击圈，就在这个时候，一颗信号弹腾空而起，5团的战士迅速从“佐佐木勋小组”后面冲了出来。 “佐佐木勋小组”训练有素，队员们在遭到伏击后，并不慌张，还没等佐佐木勋下令，就三五一队的占据有利地形进行反击。战斗进行的十分激烈，擅长夜战的5团，竟然在人数占优的情况下，第一轮冲锋没有把“佐佐木勋小组”冲散。 韩钧当即下令4团立即出动，迂回到“佐佐木勋小组”前面，和5团一起对其进行前后夹击。战斗持续了大约半个小时，八分区全歼了“佐佐木勋小组”。 但奇怪的是，打扫战场时，战士们并没有发现佐佐木勋。韩钧站在高地上，扫视着整个战场，最后他发现，不远处的尸体堆中有人动了一下，众人立即围了过去，快走到的时候，一日军拿着军刀忽然站了起来，正是佐佐木勋。 佐佐木勋看到韩钧等人走来，当即把刀对准自己的小腹，所有人都以为他要切腹的时候，佐佐木勋却忽然把刀一拧，朝着韩钧冲去。韩钧不慌不忙，从警卫员手中接过枪，对着佐佐木勋直接清空了20响驳壳枪的弹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