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西安，男子于凌晨时分尾随并搂抱他人，对方儿子报警后男子被捕，后警方以猥亵为由，对男子处5日拘留，因疫情防控原因暂未执行，后男子辩称处罚决定书中“猥亵”二字被划掉，本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警方却说处罚完全正确，法院审理后这么判！
（案例来源：西安铁路运输法院）
事发当年6月16日0时许，某公安分局下辖的派出所接吴涛报警，称其母贾静被侵犯，公安分局处警后，于当日将该案受理为行政案件。
公安分局于同日调取了现场视频，于6月16日、17日、19日对报警人吴涛、第三人贾静及本案证人进行了询问，并于6月19日将闫勇传唤至办案场所，对其进行询问。
结合询问查证情况，警方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4条，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以猥亵为由对闫勇处行政拘留5日，于同日将该处罚决定书向闫勇及第三人进行送达。
该处罚拘留因疫情防控要求暂未执行，闫勇不服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公安分局作出的处罚决定书，并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理由如下：
闫勇并无猥亵故意，亦未作出猥亵行为，处罚决定明显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且在作出处罚前未听取闫勇的陈述申辩，未对本案全面调查取证，办案程序明显违法。
根据行政处罚法第44条，被告在作出处罚前未对闫勇陈述的证人进行调查，未依据案件客观情况对闫勇行为性质进行评价，亦未考虑闫勇的动机。
闫勇当时仅系将第三人误认为事发数天前与闫勇因停车争议并辱骂闫勇的人，当时仅是想与之理论才引发本案，被告片面根据第三人陈述即认定闫勇猥亵，明显违背法律规定。
被告在向闫勇宣告本案处罚决定时，闫勇再次提出并未实施猥亵行为，被告民警称闫勇既然没有实施猥亵，就自行将该字眼划掉即可。
事后闫勇方知被告依然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4条作出处罚，认定闫勇构成猥亵，工作人员此举显然是愚弄闫勇，严重侵害法律公信力及机关威信。
闫勇向法院提交了处罚决定书，拟证明被告宣告处罚决定时，闫勇提出没有实施猥亵，民警要求闫勇将处罚决定书上的“猥亵”两个字划掉，所以处罚决定书出现“猥亵”两个字被划掉的情况。
综上，被告作出的处罚决定书，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没有充分听取闫勇的申辩，也没有进行全面调查取证，严重违反法律程序，应当予以撤销。
某公安分局辩称：
第一，案件来源，6月16日0时许，派出所接吴涛报，警称其母亲在家门前被一男子从背后搂抱侵犯。
第二，被告办理本案程序合法，被告接报警后，即现场处警，并于当日将该报称事项受理为行政案件，6月19日，经办案机关负责人批准，将闫勇传唤到案进行调查。
同日被告依据行政处罚法第44条，对闫勇进行处罚前告知，其表述不陈述、不申辩，被告结合询问查证情况，于当日作出处罚决定书并进行送达。
第三，闫勇违法事实清楚，经查，6月15日23时许，闫勇酒后尾随跟踪贾静至其家楼道，对贾静实施从背后搂抱、捂嘴等猥亵行为，严重侵犯他人隐私权，造成贾静惊恐及羞辱。
第四，被告认定闫勇的违法事实证据清楚，本案中，闫勇、贾静及报警人、证人、监控视频、执法记录仪视频等足以互相印证，证实闫勇酒后尾随贾静并实施猥亵行为的客观事实。
第五，就拘留未予执行的问题，本案闫勇之情形并不符合暂缓执行行政拘留的条件，暂未执行拘留系因疫情防控的有关要求。
对于闫勇认为其不具备猥亵他人主观故意的问题，据调查显示，闫勇所称其误认第三人为与其发生争执的另一人，但其尾随、搂抱行为明显与解决争议毫无关联。
对于处罚决定中划掉猥亵二字的问题，被告在送达处罚决定时，闫勇称猥亵一词过于丢人，影响家庭团结，民警考虑家庭和睦，同意闫勇划掉二字，绝非闫勇所谓欺瞒或欲盖弥彰。
那么，法院会如何判决？
首先，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及《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的有关规定，公安分局依法负有对其辖区治安案件进行查处的法定职权，其对所接报警应当依法处理。
其次，事实和法律方面，本案中，被告在依法调取监控视频资料、询问案件当事人及证人后，结合询问查证情况认定闫勇构成猥亵他人之行为并作出处罚决定书。
结合闫勇及第三人陈述之内容及其他在卷证据，足以体现闫勇实施行为之动机，与其诉称所谓误认并欲与之理论不符，其行为特征符合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4条，故处罚决定书所认定的事实、适用的法律以及量罚幅度均无不当。
最后，程序适用方面，本案中，公安分局在接报警后，依法履行了处警、受案、传唤、权利义务告知、询问及证据调取、处罚前告知，办案程序并无不当。
至于原告所谓受欺瞒而划掉猥亵字眼一节，被处罚人对告知及处罚的认可与否并不影响案件事实的认定，如被处罚人不予认可，自有提起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的权利。
该两处划掉猥亵一词的情形，虽尚不足以构成程序违法之情形，但需指出的是，行政处罚告知笔录及处罚决定书均系正式文书，应当严谨且准确，被告在今后应予以注意。
综上，判决驳回闫勇诉求。对此你怎么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