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枪毙！必须枪毙！”1953年，上海滩春寒料峭，但人们却义愤填膺地要求枪毙一个叫王康年的商人，因为他不但卖给志愿军假药、劣质医疗物资，还行贿受贿、偷逃漏税，涉案金额高达26亿元！最后他受到了怎样的惩罚？ （来源：《世纪》杂志：药商王康年盗骗志愿军货款真相) 王康年，浙江杭州人，出生在一个商人家庭。 也许是遗传了父辈的商业基因，王康年从小就展现出精明的头脑和敏锐的商业嗅觉。 17岁那年，他考进了上海大亚电台，成为一名电台报告员。 彼时，电台是新兴媒体，广告收入丰厚。 王康年每天接触的都是商品信息和广告营销，耳濡目染之下，他心中萌生了“下海”经商的念头。 没过多久，王康年结婚了，岳父是公共租界巡捕，在老丈人的帮助下，王康年开了一家小百货铺，做起了小本生意。 然而，王康年并不满足于这种小打小闹，他渴望更大的成功，更多的财富。 抗战胜利后，国内经济动荡，药品市场却异常火爆。 进口药品断档，国产西药价格飞涨，王康年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个商机，他果断将百货铺改成了西药行，取名“大康西药行”，一头扎进了这个暴利的行业。 然而，王康年并没有多少资金，更没有稳定的进货渠道，为了快速打开市场，他玩起了“空手套白狼”的把戏。 他先从客户那里收取定金，然后再去联系厂家拿货，为了压低成本，他甚至不惜以次充好，用劣质药品冒充正品。 这种投机取巧的手段，虽然让王康年赚取了第一桶金，但也为他日后的犯罪埋下了伏笔。 1949年5月，就在上海解放前夕，王康年因拖欠货款、销售假药等问题，被多家药商告上了法庭。 1949年，上海解放，新中国成立，百废待兴。 为了恢复经济，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扶持工商业发展的政策，王康年也迎来了“起死回生”的转机。 在工商部门的调解下，王康年将之前拖欠的货款转为债务，大康西药行得以负债经营，继续营业。 王康年似乎也痛改前非，积极参加工商联活动，还当上了居民委员会主任和肃反委员会副主任，俨然一副“积极分子”的姿态。 新政的春风，加上王康年八面玲珑的处事风格，大康西药行的生意蒸蒸日上，营业额一度突破350亿元（旧币），王康年也赚得盆满钵满。 然而，金钱的诱惑，权力的滋味，让王康年渐渐迷失了自我，他骨子里的贪婪和投机心理，再次膨胀起来。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中国人民志愿军奔赴朝鲜战场，保家卫国。 在这场关系新中国生死存亡的战争中，前线物资供应紧张，药品需求量更是巨大。 然而，王康年并没有意识到这场战争的意义，也没有一丝的爱国情怀，他看到的，只有巨大的商机和滚滚的利润。 他利用自己和政府部门的关系，承接了大量抗美援朝前线的药品订单。 然而，王康年根本没有能力完成这些订单，他将收到的货款用于偿还银行贷款、个人挥霍，甚至继续进行投机生意。 对于部队的催促，他要么置之不理，要么编造各种理由拖延时间。 为了交差，王康年不惜铤而走险，用玉米淀粉代替药品，用劣质甚至发霉的纱布和棉花，冒充医疗物资，运往朝鲜前线。 这些黑心物资，最终送到了浴血奋战的志愿军战士手中。 结果可想而知，战士们服用假药后，病情不仅没有好转，反而加重恶化，许多人因为伤口感染，失去了宝贵的生命。 消息传回国内，举国震怒！毛主席亲自下令彻查此事，要求严惩不贷！ 经过公安机关的调查，王康年的犯罪事实昭然若揭。 他不仅用假药、劣质医疗物资牟取暴利，还涉嫌行贿受贿、偷逃漏税等多项罪名，涉案金额高达26亿元（旧币）。 1953年2月28日，上海市人民法院以行贿、偷逃漏税、盗骗国家资财等三项罪名，判处王康年死刑，立即执行。 一声枪响，结束了王康年罪恶的一生，也给新中国敲响了警钟。 王康年案件，是新中国初期经济建设和社会转型过程中，一个令人痛心的悲剧。 它不仅暴露了市场经济发展初期，监管机制不健全、法制观念淡薄等问题，也反映出部分官员贪污腐败、失职渎职等现象。 王康年，原本只是一个精明的商人，在时代的大潮中，他抓住机遇，获得了成功，但也迷失了自我，最终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王康年案件，已经过去70多年了，但它留下的警示意义，依然值得我们深思。 市场经济的发展，不能以牺牲道德和法律为代价。诚信，是市场经济的基石，责任，是企业家的担当。 在社会不断进步的今天，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承担起自己的社会责任，遵守法律法规，恪守道德底线，为构建和谐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 王康年，一个“奸商”的覆灭，也是一个时代的缩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