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年，日俄战争的尘埃落定，胜利的日本像是打了个响亮的耳光，让晚清朝廷感到无比震惊。光绪皇帝在7月16日发下了一道圣旨，命令镇国公载泽、户部侍郎戴鸿慈、兵部侍郎徐世昌、湖南巡抚端方等一干大臣，分赴东西洋各国，考察政治，期望“择善而从”。这就像是“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的决心，然而具体怎么走，清廷心里却并没有底。 次日，主要报纸纷纷在头版登载了这则消息，仿佛一阵春风拂过，清廷的改革决心昭然若揭。借鉴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清廷决定派出大臣考察，心中打算借此“借船出海”，然而对于具体操作却仍然是“无米之炊”。 这一举动迅速引发了晚清政局的风云变幻，清廷、立宪派、革命派三方势力的博弈格局悄然改变。清廷的积极立宪举措让地方督抚和乡绅们如沐春风，像两江总督周馥、两广总督岑春煊等十几位督抚，早已在前多次上书，呼吁立宪。而革命派虽然口口声声批判清廷的立宪为“假立宪”，此时却显得有些“孤掌难鸣”。 经过两个月的准备，9月24日，五位考察大臣如同千军万马奔赴战场，抵达北京的正阳门车站，准备搭乘火车，开启这趟考察之旅。没想到，革命党人吴樾混入了行列，意图“引爆”这一场景，没想到在车身一晃之际，炸弹竟然提前爆炸，吴樾英勇就义，五大臣中载泽和徐世昌受了轻伤，绍英则伤得较重，考察计划也因此被迫延期。 此时，清廷是否会因这场突如其来的变故而退缩？答案是：绝不！反而清廷更加坚定了考察的决心，原因有四： 首先，各国纷纷发来邀请电报，热烈欢迎考察团的到来，若因炸弹而退缩，岂不成了“笑柄”？ 其次，国内外舆论一致谴责革命党人的恐怖行为，纷纷表示同情清廷的遭遇，简直是“众人拾柴火焰高”。 第三，11月2日，俄国宣布立宪，清廷生怕落后于人，急于“赶潮流”，不想成为“孤家寡人”。 最后，重伤的绍英在养伤中被人讥讽时，毫不在意地回应：“如果我死了，而宪法确立，则死而荣生；死我何惜！”可见立宪的决心已然坚定。 最终，考察团的成员进行了调整，载泽、戴鸿慈、端方继续出发，山东布政使尚其亨和顺天府丞李盛铎则替代了徐世昌和绍英。经过精心的安排，1905年12月7日，考察团第一组出发，先后考察了日本、美国、英国、法国、德国、丹麦、瑞典、挪威、奥匈、俄国、荷兰、瑞士、意大利等13国。1906年1月14日，载泽带领第二组出发，考察了日本、美国、英国、法国、比利时等5国。 有趣的是，丹麦、挪威、瑞典、荷兰、瑞士等国在得知考察团的行程后，临时发出邀请，这无疑是对晚清政府形象的一次大力支持。经过义和团的庚子事变后，中国在国际上的形象可谓“半开化的野蛮人”。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回国时，甚至被问到是从哪里打猎而来，令他哭笑不得。 然而，这次考察行程却逐渐改变了中国人的形象。《泰晤士报》称“改革是一定会到来的……今天的北京已经不是仅几年前你所知道的北京了。”而《纽约时报》更是对戴鸿慈在美国的一场午宴中的发言进行了报道，戴鸿慈强调希望通过多接触消除摩擦，互利共赢，简直是“和气生财”的典范。 当然，此行的重点仍然是政治体制改革。1906年夏天，两队人马先后回国，带回了深刻的调研总结。载泽与日本明治维新元老伊藤博文的交流，令他印象深刻，回国后他将日本的宪政推为列国之首，强调立宪的诸多益处，严厉驳斥了“宪政既行于满人利益有损”的说法。这无疑为清廷决心实行预备立宪注入了强心剂。 最终，慈禧太后根据考察的成果，下诏预备立宪。虽然我们不必过于纠结清廷是否真心希望立宪救国，但此次考察对中国国际形象的提升、对国内立宪派的拉拢、以及对革命派的孤立，均显示出这次出访的巨大成功。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晚清五大臣的考察，犹如一场华丽的国家公关秀，让世界看到了一个渴望变革的中国，未来可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