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族内阁：合理却错误的选择？ 1905年，清朝的政治舞台上，五位大臣如同英雄出征，载泽、戴鸿慈、端方、尚其亨、李盛铎这五位大臣被派往海外，考察世界各国的政治制度和立宪体制。可谓是“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但这一路走来，却是波涛汹涌，风云变幻。 到了1906年，七月初的某一天，五位大臣终于带着满满的收获归来，向朝廷汇报他们的考察成果。经过一番探讨，改革派大臣们达成了一个共识：要建立一个类似于日本的君主立宪体制。听起来不错，但实际上，这一决定就像“画蛇添足”，不仅复杂，还充满了隐患。 细说日本的明治维新，他们的君主制与英国的议会制君主立宪制大相径庭。日本的皇帝依然握有更多实权，而非如今的“象征性”君主。于是，朝廷内外掀起了一场关于立宪的热烈讨论，犹如“春风化雨”，但意见却是五花八门。 戴鸿慈和端方这两位从国外考察归来的大臣，主张学习日本的君主立宪，甚至提议撤销旧内阁和军机处，合并为一个新的责任内阁。他们认为，这样一来，阁员们就会忠于职守，出现问题时由内阁负责，皇权也能得到更好的保障。听起来似乎是个“高明之计”，但也有反对的声音。 御史刘汝骥对此表示不满，他认为新设立的内阁总理大臣实际上是古代丞相的翻版，权力可谓是“十倍于昔日”。他坚信军机处的高效性是不可或缺的，而责任内阁则有可能成为“架空皇帝的窃国者”。这场争论就像是“众说纷纭”，谁也说服不了谁。 8月26日，清廷召开御前会议，袁世凯支持取消军机处，设立责任内阁，意图提升汉族大臣的地位。然而，铁良等清廷少壮派却对此表示强烈反对，认为新设立的陆军部必须掌握在贵族子弟手中。镇国公载泽对此表示不满，严厉指责铁良阻挠立宪。慈禧太后见状，心中不免有些忧虑，打算将铁良排除在外。 然而，会议结束后，袁世凯与庆亲王奕劻联手参了铁良一本，结果却让慈禧更加警觉，想起了那些关于袁世凯的“野心家”传言，心中暗自警惕。 到了11月2日，袁世凯与奕劻等人终于制定出了一套新的官职制度，内阁与军机处合并，形成了一个典型的君主立宪下的责任内阁体制。然而，慈禧依然心存疑虑，认为军机处自雍正设立以来并无纰漏，决定维持现状，否定了这一方案。四天后，她出台了一份新的官制方案，不仅保留了军机处，还将新成立的陆军部交给铁良担任大臣。 于是，责任内阁的讨论就此告一段落，关于立宪的争论也随着慈禧太后和光绪帝的去世而继续。然而，光绪之后的小皇帝溥仪继位，摄政王载沣却并不愿意改革，开始收权。打压汉族官僚，解除袁世凯等人的职务，逐渐形成了三兄弟把持军政的局面。 与此同时，地方的立宪派代表们也不甘示弱，掀起了一波波的预备立宪运动。张謇等人在上海成立了预备立宪工会，各地纷纷效仿。到了1909年，各地咨议局成立，中央的资政院也随之成立。 地方实力派纷纷表示希望通过立宪获得更多的自治权。1910年10月，包括东三省总督锡良等十八位总督、将军、巡抚、都统联名奏请速设责任内阁，开国会。督抚的声音让清廷不得不重视。 1911年5月8日，清廷颁布《内阁官制》，公布了由摄政王主导秘密遴选的内阁名单。然而，这个新内阁却引发了汉人士大夫的强烈反对。成员中仅有四个汉人，汉士大夫们觉得自己被进一步排挤。 皇族成员中也有人不满，奕劻与载泽为首任内阁总理之争暗潮汹涌。奕劻担心汉人的不满，立刻请求载沣收回成命。而原本怀有期待的立宪派人士以及各省资议局、资政院纷纷表示反对“皇族内阁”。 从政治立场来看，这个内阁还是支持立宪的。奕劻是公认的改革者，载泽等人也是宪政实践的热心者，但在畸形的内阁人事搭配下，他们的优点却显得微不足道。 面对各方呼声，朝廷却选择了“装聋作哑”。直到武昌的炮声响起，清朝统治者才如梦初醒，但为时已晚，历史再也没有给他们改革的机会。 1911年10月10日，武昌的革命党人发起了起义，迅速引发全国响应。皇族内阁的命运早已注定，从载沣上台开始收权的那一刻起，它就成了妥协下的合理产物，只不过恰逢错误的时机，最终成为了清朝灭亡的致命选择。正如古人所言：“时不再来，机不可失”，清朝的命运也在这一刻走向了终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