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务”与“中华” 1897年， 出身于《字林西报》的排字工夏瑞芳与鲍咸恩、鲍咸昌兄弟合作， 凑钱购置印刷机， 开办了“商务印书馆”。当时的“商务”不过是一家小型印刷工场， 完全没有编辑出版和发行业务。第二年“戊戌变法”沸腾， 学习西方成为时尚，“商务”趁势打开局面， 印行《华英初阶》、《华英音韵字典集成》等辞书以应急需， 一时销路大畅， 营业额蒸蒸日上， 张元济、杜亚泉、蔡元培、陈叔通、沈雁冰、胡愈之、夏曾佑等一批著名文人学子陆续加盟， 使“商务印书馆”成为中国近代最大的出版企业。 民国成立后，“商务”的资本额已达百万之巨， 这时冒出了一个陆费逵。陆氏是革命党人转到“文化救国”阵线的先进知识分子 ， 在“商务”任编译所出版部长、《教育杂志》主编， 工作十分出色。时当民族主义高潮， 而“商务”与日本人合股经营的部分出版业务， 与社会民众心理不相容， 引起了陆费逵“另起炉灶”的想法。陆氏预见到教育事业兴起， 教科书势必进行改革的文化趋势， 打算编撰出版一批新式教科书， 但因人手不够、资金不足， 尚不能与“商务”公开决裂， 另立山头。为权宜计， 陆费逵暗中约邀沈知方等同事， 白天为“商务”服务， 夜晚加紧编写新教科书， 为未来的“中华书局”奠定了基础。 “中华书局”创业伊始， 即以“教科书革命”、“华商自办”相号召， 与“商务”竞争于出版业。新编《新学制教科书》《新编国民教育教科书》体例新颖， 内容充实， 又刊印民国国旗为封面， 颇受雨后春笋般的新学堂所重视， 一时争先采用， 营业额节节上升。“商务”面对强劲敌手， 奋起直追， 首先与日本资方拆股， 辞退印刷、编辑部门的日方技师和顾问， 以消除与“中华”相争的违背民族主义的口实。不久，“商务”也成为中国资本、中国人管理的中华民族出版企业， 以此名义号召国人投资， 扩大业务范围， 至 20世纪30年代， 集出版教科书、科学、文艺、古籍、工具书、期刊于一身，步入全盛时代。 “商务”和“中华”成为现代中国出版业两支争奇斗艳的奇葩， 业务竞争好戏连台： 一个出《辞源》， 另一个出《辞海》； 一个出《四部丛书》，另一个出《四部备要》； 一个出《丛书集成》，另一个出《图书集成》； 你有《东方杂志》， 我有《大中华》杂志； 你有《百衲本二十四史》， 我有《聚珍仿宋二十四史》； 你有《国学丛书》， 我有《新文化丛书》⋯⋯两家书局竞争相当激烈，竞争手段多样化， 包括薄利销售、争夺出版人才、争夺书稿文章。但是，“商务”、“中华”两书局相争30年之久， 从未涉及黄色书刊，不以淫秽、粗野、媚俗、媚外的出版物招摇过市。他们的共同特点是， 倾注心血保存文化遗产， 倡导新知识， 为读者服务， 争取中华文化整体的支持， 并具有时代感。这是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久盛不衰的要诀。其间，“中华”副经理沈知方袭用老谱， 异军突起， 新创“世界书局”， 以种种办法与“中华”相竞争。“中华”适时应势， 与“商务”联手， 另创“公民书店”，以跌价倾销对付“世界书局”。故而， 20世纪中叶， 中国图书出版界出现过“商务”、“中华”、“世界”三分天下之势， 其出版物占全国71%， 对繁荣中国文化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促进作用。 文明竞争与野蛮竞争完全不同， 文明竞争的法则是： “你比我好， 我比你更好”； 野蛮竞争的法则是：“你比我坏， 我比你更坏”。商务印书馆与中华书局的文明竞争， 对繁荣中国文化起到良性循环的作用， 历数十年而不衰。 图一：夏瑞芳 图二：陆费逵 图三：中华书局老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