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众多改革，往往是在危机的催化下应运而生的。因此，危机在某种程度上便成为了改革的催化剂，或者说，改革的动力正是源自应对危机的不懈努力之中。1978年，安徽那场轰轰烈烈的农村改革，便是与两方面的危机紧密相连的。一方面，环境的风云变幻，十年运动的终结，使得长期以来奉行的政策路线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质疑与挑战；另一方面，安徽内部遭遇了严重的自然灾害，那一年，全省范围内的大旱如同一把锋利的刀，直接割裂了旧有的政策枷锁，激发了基层对于政策突破的渴望。

在万里同志主政安徽期间，记者张广友随行采访，同时，四川分社的农村组长刘宗棠也被调至安徽，共同参与报道工作。他们二人深入基层，前往与凤阳毗邻的定远县进行实地调研。在掌握了详实的第一手资料后，他们向万里同志做了详尽的汇报，并得到了万里的充分肯定与重要指示。

于是，他们迅速将这些内容整理成稿，特意将万里的指示置于文章的尾声，以增强其分量。1978年2月16日，《人民日报》以头版头条的显著位置，发表了这篇题为《生产队有了自主权，农业必增产——安徽省定远县改变农业生产落后状况的调查》的文章，同时，万里的讲话也被改编为“本报评论员”文章一同刊出。万里的言辞，字字珠玑，掷地有声，即便是在今天，依然振聋发聩，值得一读再读。

受旱灾的严重影响，安徽全省各县市的农业几乎全面减产，唯有定远、当涂这两个全省闻名的穷县却奇迹般地实现了增产。原来，这两个县的县委果断执行了“在国家计划指导下，生产队有权因地制宜地进行种植，采取增产措施”等灵活政策。县委还号召全县人民紧急动员起来，抗旱抢种，有水的地方种水稻，无水的地方则种旱粮。种什么、何时种，都由生产队自主决定，以确保不误农时，将所有空田全部种上庄稼。

同时，县委还对过去随意抽调生产队劳力和财物的情况进行了彻底清理，并宣布凡是不符合现阶段党的农村经济政策的一切加重生产队负担的“土政策”一律无效；非法平调来的生产队劳力和物资必须如数退还。这样一来，广大基层干部和社员长期受压抑的生产积极性被充分激发出来，全县男女老少齐上阵，争分夺秒地抗旱救灾，奋战了20余天，终于将70余万亩空田全部种完。

1978年1月中旬，万里在听取了定远县的情况汇报后，频频点头，面露欣慰之色。他高度评价道：“这个问题抓得好，很典型，很有代表性，很能说明问题。”接着，他进一步阐述道：“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实质上就是尊重群众的问题。种庄稼、搞农业，必须讲究因地制宜、因时制宜。不同的地区、不同的自然经济条件，这面坡或那面坡，这块地或那块地，适宜种什么、怎么种、何时种，都必须从实际出发。那么，谁最了解实际情况呢？当然是那些天天与土地、庄稼打交道的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他们最有发言权，他们的意见应当受到充分的尊重。

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说到底，是一个对待群众的态度问题，是将群众视为真正的英雄，还是当作‘阿斗’来对待的原则性问题！为什么一提到尊重生产队自主权，就有那么一些同志顾虑多端、忧心忡忡？他们既担心自己的指挥失灵，又怕影响农田基本建设，还怕生产队搞自由种植。这主要是因为这些同志缺乏群众观点。我们中有些人对农业生产知之甚少，甚至不了解实际情况，却还要生产队听从他们的指挥，不出问题才怪呢！

1980年3月，万里同志调任至中央工作，随即，新任的省委领导对“包产到户”政策提出了不同的见解，并连续组织了一系列会议，意图扭转这一政策的实施方向。一时间，安徽省内上下阶层均被卷入了一场反对“包产到户”的声浪之中，气氛紧张而热烈。

面对旧有的规章制度和来自各方的巨大压力，万里领导的安徽省委以及全省渴望改革的广大干部群众，坚守实事求是的原则，对推行“包产到户”政策始终坚定不移，未曾有丝毫动摇。正当安徽农村改革面临巨大挑战，几乎到了夭折的边缘时，1980年5月31日，邓小平同志挺身而出，力挽狂澜，他态度坚决地指出：“安徽肥西县的大多数生产队实施了包产到户后，增产效果显著。就连‘凤阳花鼓’里唱的那个凤阳县，大多数生产队采取了大包干的方式，也仅用一年时间就实现了翻身，面貌焕然一新。有些人担心这样做会影响集体经济，但我认为这种担心是多余的。”

邓小平的这一番讲话，如同一股强劲的东风，瞬间吹散了笼罩在安徽农村改革上方的阴霾，使得“包产到户”政策如同决堤的洪水，迅速在全省范围内蔓延开来。到当年年底，全省已有66%的生产队实行了“包产到户”，而到了1982年6月，这一比例更是攀升至95%，改革成效显著。

“‘包干到户’政策切实保护了农民的利益，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热情，有力推动了安徽省农业的快速发展，农民收入也因此得到了显著提升。小岗村沈浩书记说：实事求是，分田单干没有违背毛主席关于农村的设想！

小岗村，这片土地资源丰富的土地，过去一直以种植业为主，主要种植小麦和水稻，两季连作，每亩的利润大概只有500元/年，这样的收入仅能满足村民的温饱需求，却无法带领他们走向富裕。在一次访谈中，一位关姓农民为我们详细算了一笔账：一亩地能产出600斤小麦，毛收入大约在400元左右，但各种开支加起来需要200元，所以纯收入只有200元。而一亩水稻能产出900斤稻谷，毛收入600元，但每亩的平均成本也要300元，所以一亩水稻的纯收入最多只有300元。

虽然包产到户政策帮助小岗村实现了温饱，但却无法解决其致富的问题。为此，小岗村积极引进人才，坚持以人的发展带动经济发展，因地制宜地走上了特色农业现代化的道路。到了2007年，小岗村的人均收入已经达到了6000元，在凤阳县处于较高水平，而当年全国农村居民的人均纯收入仅为4140元。小岗村终于摆脱了自改革开放后20多年经济停滞不前的困境，开始在致富的道路上大步前进。

那么，如何走出一条具有安徽特色的新农村建设之路呢？这是一个战略性的大课题，需要各级决策部门与多方面的专家学者共同谋划，更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不断总结经验教训。

首先，要积极谋划和构建把安徽由“农业大省”真正变成“农业强省”的体制保障和相应的国家扶持政策。从国家大局来看，尽管农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已经相对较低（2006年为11.8%），但它始终是关乎国家安定的基础产业。特别是粮食、油料、棉花等产品，即使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也属于国家需要特别保护的公共性、基础性、战略性产品，不能有丝毫的疏忽。

因此，从保护国家粮食安全的角度出发，仅靠现行的粮食补贴等政策是不够的。在我国现行经济格局和市场经济发育程度下，各行各业之间的平均利润率远未形成，工农业产品剪刀差依然存在，农民种粮食仍然处于吃亏的地位。这种情况如果得不到根本改善，农民靠种粮食怎么能够快速致富呢？

安徽作为农业大省，2006年粮食总产量达到2860.7万吨，占全国粮食总产量的5.8%，位居第六；油料产量261.6万吨，占全国油料总产量的8.5%，位居第四；棉花产量37.1万吨，占全国棉花总产量的5.5%，位居第七。此外，安徽的其他肉类、水产品等也均位居全国前列。这些数据充分显示了安徽农业在全国的重要地位。然而，这一主要农产品产量巨大的优势，却始终未能使农民快速致富。这需要国家从宏观经济的角度去重新审视，并出台一系列的国家扶持政策措施，确保农民种粮也能致富。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安徽由“农业大省”向“农业强省”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