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林彪叛逃后，毛主席的警卫回忆：当时转移大会堂的准备工作很快就准备好了，毛主席的心情很复杂，自己亲手选定的接班人到底要干什么？到凌晨3时许，毛主席便起程往大会堂转移。 毛主席从卧室出来，只见他的脸色很不好看，显得筋疲力尽，又很生气，那脸色，我在他身边这么多年，从来也没有见过。 毛主席还是乘坐他常坐的那辆吉斯牌轿车，出中南海西门向大会堂急驶。北京的长安街头，盏盏路灯，散发出莹莹光亮，使宽阔的长安街显得更为安静。首都居民经过一个盛夏的煎熬，迎来了秋高气爽、气温宜人的初秋，他们正在安然入睡之中，他们哪里知道，此时此刻在中国大地上，发生了让世人震惊的事件；哪里又能想到，正在发生着毛主席避险转移的一幕。 这时，周总理也没有休息，他不时过来，与毛主席交谈，报告最近、最新的情况。后来我才知道，就是那个晚上，周总理一直在人民大会堂的另一侧——福建厅，主持全党全军和全国的工作，处理林彪出逃后给党和共和国带来的一系列问题。9月13日凌晨，林彪、叶群等不顾警卫部队的阻拦，从北戴河乘车逃至山海关机场，乘三叉戟256号飞机强行起飞。 1974年2月，当赞比亚总统卡达翁访华时，毛主席以他那深邃而坚定的目光，明确地向世界宣告：“在我看来，美国与苏联无疑是第一世界；而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等中间派国家，则构成了第二世界；我们，以及广大亚非拉国家，则是团结一心的第三世界。”他进一步强调，第三世界人口众多，力量庞大，是世界上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 在革命事业的漫长征途中，毛主席与众多领导成员之间建立起了深厚的革命情谊。他们相互信任、彼此支持，在工作中配合得天衣无缝，形成了一种既热烈又和谐的工作氛围。在《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一文中，毛主席深情地写道：“‘班长’与委员之间，必须能够相互谅解、相互包容。书记与委员之间，中央与各中央局之间，各中央局与区党委之间，这种谅解、支援和友谊，比什么都来得重要。”他不仅将这一理念深植于心，更将其提升为领导艺术和工作方法的核心理念，由此可见他对集体领导效能的高度重视和深刻理解。 例如，他对刘少奇所著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赞不绝口，对彭德怀的英勇无畏和直率坦诚大加赞赏，对叶剑英在关键时刻所表现出的机智与勇敢更是赞不绝口。在指挥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时，他更是充分信任并尊重前线指挥员的指挥才能，既确保了中央战略决策与目标的顺利实现，又充分发挥了各兵团的战术特点和优势。领导集体的每一位成员，都是他亲密无间的战友和得力助手，共同书写了革命事业的辉煌篇章。 毛主席对李先念的农业理念也很赞同。 农业，作为国家发展的基石和命脉，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在国家财政中，农业基本建设支出是形成农业固定资本、推动农业持续发展的重要源泉。为了确保农业在利益相对较低的情况下仍能得到应有的发展，我们必须加大农业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充分发挥农业建设的引导和示范作用，努力减少农业总支出的波动。 然而，我国农业基本建设支出的重点始终聚焦于农田水利建设这一关键领域。1978年5月10日，在济南召开的座谈会上，李先念同志认真听取了关于农田建设的经验介绍，并郑重提出了“规划很重要，规划要有科学性”的明确要求。他强调，我们必须根据实际情况，制定符合科学原理的规划，并据此制定相应的方针政策和实施措施。 农田基本建设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一项根本性措施。这一重要性不仅源于我国农业所面临的自然条件挑战，更是基于多年来农业实践的宝贵经验和深刻教训。在我国南北地区频繁出现的旱涝灾害，是导致农业生产不稳定的重要因素之一。为了彻底改变这一状况，我们必须下定决心，大力发展农田基本建设，提高农业抗击自然灾害的能力。 1978年7月，在全国农田基本建设会议上，李先念同志发表了重要讲话。他强调：“要加速农业机械化进程，提高科学种田水平。”他指出，推广农田基本建设必须在技术上取得突破，提高机械化水平和作业效率，确保工程质量。通过技术创新和机械化手段的应用，我们可以使同样的工程只需投入一半的人力就能完成。如果在这方面取得显著进展，那么我们的农田建设工作将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在社会建设的伟大实践中，李先念同志始终高度重视农民副业的发展。他深知副业对于农民生活的重要性，认为“贫困农民和手工业者历来是靠副业收入来补助农业生产需要的。如果副业大大减少或消失，那么他们的日常零用钱就会面临困难。” 因此，在湖北工作期间，他积极推动各地通过各种渠道和方式发展副业、推销副食产品，从而大大增加了人民的收入。调至中央工作后，他依然关注着副业的发展情况，并适时强调各地应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地发展副业、手工业等产业，以此来增加人民的可支配收入、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他还认为发展副业是灾区群众生产自救的有效途径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