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乔木认为：十年运动的原因不能都推到毛主席身上，这既不合情，也不合理。“十年”的发生有它内在的经济根源，中国一直是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商品经济一直未得到充分的发展。当时毛主席看到了我国经济体制的弊端，却无法摆脱小农经济传统模式的束缚，反而以此为基础构思了理想中最“纯洁”、最“完美”的社会主义，试图通过政治手段来解决经济问题，这也最终导致了“十年”的失败。“十年”本身是一个十分复杂的事物。它既是长期蕴聚的多种矛盾，在特定条件下的一次总爆发；又是国内政治生活、经济状况、文化思想、传 统习惯等各方面存在的冲突和弊端的一次大暴露，诱因不可能是单一的。 新中国成立之初，农村社会的各个方面均显得滞后与孱弱，那落后的生产设备、单薄的个体力量，如同沉重的枷锁，牢牢束缚着农村快速发展的步伐。要打破这枷锁，农业发展必须紧紧依靠组织起来的合作化力量，汇聚集体的智慧与磅礴力量，共同提升农业生产的效率与效能。与此同时，我们还应充分利用农业发展所取得的丰硕成果，以及由此凝聚起来的广大群众力量，为农村其他领域的建设提供源源不断的人力、物力、财力支撑，犹如为农村发展的巨轮注入强大的动力。 从某种深刻的意义上讲，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村社会不仅落后，而且呈现出明显的分散性特征。为了迅速扭转这一局面，实现农村的全面发展，我们必须对农村的经济、政治、社会等各个方面进行全面而深入的整合，推动农村整体协调有序地发展，为农村向社会主义的顺利过渡奠定坚实而稳固的基础。正如毛主席所深刻指出的那样：“农民的生活要得到真正的改善，农业要实现蓬勃的发展，唯有联合起来，奋勇地向着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前进，我们方能达成心中的宏伟目标。” 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我们或许可以从历史的长河中汲取智慧与灵感。然而，让地主、富农与贫农，乃至失地、失业的农民并存，任其自由发展的思路，无疑会背离中国共产党发动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广大农民群众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目标与承诺，更无法从根本上铲除中国历史上农民暴动和社会革命频繁发生的土壤。另一种思路，即在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框架内，先满足农民“耕者有其田”的基本需求，再让包括富农在内的各类生产要素参差不齐的农民各自自由发展，这种做法看似合理，实则只是延续了中国几千年来一家一户的小生产单位模式，难以实现农业的现代化和农村的全面发展。 对于这一模式，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便有了深刻的认识和明确的判断。1943年11月29日，毛主席在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大会上作了题为《组织起来》的报告，他语重心长地指出：“在农民群众方面，几千年来都是个体经济，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这种分散的个体生产，正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它使农民自己陷于永远的穷苦之中。要克服这种状况，唯一的办法就是逐渐地集体化；而要达到集体化，依据列宁的教导，就是必须经过合作社的道路。”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曾创造出被后人誉为“延安模式”的农治经验，这一模式犹如一盏明灯，照亮了农村发展的道路。其核心在于重建农村基层组织，打破一盘散沙的社会状况，通过互助合作的方式，改善与优化农民单家独户难以实现的生产条件。同时，辅以减租减息、军农一体等有力措施，实现农村经济与政治的有效治理。这种治理经验不仅是对农民如何“组织起来”的有益探索，更为未来新中国的农治实践积累了宝贵而丰富的经验。 正是秉承着“组织起来”的农治思想，毛主席随着革命形势的蓬勃发展和全国性治理任务的日益紧迫，不断深入思考、积极探索这一思想的具体实现形式。他深知，合作制是由各种合作社集合而形成的一种特殊的社会经济形式——合作经济，它是社会经济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动农村发展的重要力量。因此，从法律上、制度上将合作经济形式加以确认和肯定下来，就形成了一种崭新的社会经济制度——合作制。 农村合作制作为合作制的主要形式之一，它是指农民，特别是以家庭经营为主的农业小生产者为了维护和改善自身的生产和生活条件，在自愿互助、平等互利的基础上，联合从事特定经济活动所形成的一种制度安排。它与市场经济相伴而生，为分散的农户提供了一种制度手段，使他们在保持独立的财产主体和经营主体的前提下，通过农产品的集体销售或农业投入品的集体购买等交易环节上的联合，实现产前和产后的规模经营。此外，这种制度还在生产的全过程通过提供及时、有效的信息和技术服务，使农户能够顺利地与市场对接，从而推动农村经济的蓬勃发展。 然而，靠城市中产阶级对农村生活的向往来赚钱的乡村建设，并非一条普遍可行的道路。它需要农村具备区位和环境的双重优势，而这样的农村毕竟只是少数。更为关键的是，尽管中国已经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城市市民阶层，但如果仅仅依靠城市市民阶层到农村的消费就能让农民致富，那这样的农村必然只是凤毛麟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