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2月10日，黄帅在北京朝阳医院因病去世，相信出生在五六十年代的人，都会对她有一定的印象，她是当时家喻户晓的“反潮流小英雄”。 1973年，黄帅是一名普通的小学生。 那天，她坐在教室里，窗外鹅毛大雪飘落，黄帅的注意力渐渐游离。 不久后，她走神引起了老师的注意。 老师叫她上前接受训斥，批评她没有专心听讲，言辞尖锐。 漫无边际的训斥让她感到羞愧。 然而，老师的愤怒似乎没有得到宣泄，他拿起了戒尺，要求黄帅伸出手来接受惩罚。 当黄帅犹豫着伸出手时，戒尺却突然落在了她的头上。 她心里充满了委屈。 回到家后，她开始拿起日记本，将自己的心情倾诉在纸上。 她写下了当时的所有情感和想法。 接下来的日子里，黄帅曾一度试图遗忘那段痛苦的经历。 然而，在一次课堂上，老师居然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公然拿出黄帅的日记本，阅读其中的内容，批评黄帅不懂得感恩。 在这次事件后，黄帅把自己的遭遇写成了一封举报信，递交给了相关部门。 她的举动迅速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信被教育界视为一个例证，作为批判当时教育体制中存在的修正主义思想的工具，并被报纸摘编并加以公开。 中央媒体的头版头条也转载了这封信。 学校和社会各界都开始模仿黄帅的做法，开展了一系列“破师道尊严”的活动。 一些地方甚至把黄帅视为反潮流的英雄。 在反动组织的推动下，这一事件成为批判教育体制和政治路线的重要标志。 这场风波也让她和她的家人开始承受压力。 黄帅的父亲很快被隔离审查，不久后又被逮捕并投入监狱，同时被开除党籍。 黄帅的母亲因为长期的精神压力，健康状况不断恶化，黄帅常常看到母亲因病昏倒在地。 然而，黄帅继续坚持自己的原则，直到动荡时期后，家中才逐渐恢复了一些平静。 1979年，黄帅从北京大学附属中学毕业后，进入了北京工业大学的计算机科学系。 与许多同龄人不同，黄帅的大学志愿填写中，她选择了四次都填写同一个学校。 进入大学后，她至少能够享受做一名普通大学生的乐趣。 1984年，黄帅顺利毕业，并进入了北京计算机技术研究所工作。 进入90年代，黄帅决定追随许多人留学的潮流，赴日本深造。 1993年，她获得东京大学“学术硕士”学位，并在日本三和综合研究所工作。 在日本的岁月里，她过上了一段温馨的家庭生活。 她与丈夫育有一子，而她也在家中担任了两年的全职母亲。 1998年，她结束了十年的海外生涯，回到了祖国。 回到北京后，黄帅成为了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的一名编辑。 她经常回顾自己的人生经历，黄帅在《黄帅心语》一书中提到，自己的写作是为了记录自己从年轻到中年的点滴感悟。 从她在学生时代开始，她就有着写日记的习惯。 即便当时有过母亲的强烈反对，她也没有放弃过这项习惯。 在母亲的劝说下，黄帅曾在某些日子里销毁了自己中学和大学时期的日记。 留学日本后，她重新拾起了写日记的笔，记录自己在异国他乡的情感波动。 在日本的日子里，黄帅也逐渐积累了大量的文字。 而当谈到那段广为人知的“反潮流”事件时，黄帅也从不回避。 黄帅回顾这一切时，她从不将这一段历史视为负担，而是把它作为自己人生旅程的一部分。 在今天，老师对学生的体罚仍然值得思考。 近年来，教育惩戒成为社会广泛关注的话题。 教育惩戒并非一味的惩罚，而是一种以教育为目的的行为。 近年来，一些极端事件使得教师在处理学生不当行为时变得小心翼翼，甚至有些教师因为使用过激手段而遭到处分。 2020年教育部强调惩戒应当具有教育性，目的在于引导学生改正错误，而非单纯的体罚或惩罚。 规则中列出了七条红线，明确禁止体罚、侮辱学生人格、超限度的惩罚等行为。 此外，规则还将教育惩戒分为三类，从一般到严重。 有专家指出，教育惩戒的实施应当考虑学生的个体差异，教师应根据学生的性格、动机和具体情况灵活应对。 惩戒应当是最后手段，教师首先应采取积极的引导和沟通手段。 同时，教育部门也应为教师提供更多的培训和支持。 参考文献：[1]郑媛.“小学生事件”主角黄帅的今日生活[J].农家之友,2012(7):28-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