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毛主席视察安庆，突然想起了陈独秀，于是便问地委书记：陈独秀家还有谁？殊不知，就是这简单的一问，给陈独秀后人的生活带来了巨大转变。 陈松年是陈独秀的第三子。 父母离异后，陈松年随小姨生活。 在三岁时，父亲因从事革命活动遭到追捕。 一次，当士兵闯入家中寻找陈独秀的家人时，哥哥们跳墙逃走，只有年幼的陈松年在翻墙时不慎跌落至邻居家。 幸运的是，邻居保护了他。 1915年，陈独秀决定将儿子陈延年和陈乔年接到上海。 那时，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中扮演着核心角色，完全可以让儿子们在自己身边工作。 然而，延年和乔年性格倔强，尽管生活艰难，仍然不向父亲求助。 初到上海后，他们住在简陋的地方，甚至曾在图书馆的地板上过夜。 白天，兄弟俩外出打工，空余时间则用来阅读和学习。 陈独秀知道这一切，认为这是他们成长的必经之路。 他的继母高君曼多次看到两个孩子日渐消瘦，衣衫褴褛，心疼不已，便劝陈独秀让他们回家吃住。 然而，陈独秀却觉得，这样的善意反而会养成孩子们的依赖心理。 经过两年的艰苦生活，陈延年和陈乔年终于考上了震旦大学。 随着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发展，他们通过吴稚晖的引荐，最终于1919年前往法国留学。 在法国，他们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并深受其影响。 与兄长们的留学经历相比，陈松年由于种种原因，他并没有机会去上海接受更高水平的教育，更没有出国留学的条件。 因此，陈松年只能在家中等待。 1927年，陈延年在上海被捕，遭受了国民党特务的酷刑。 陈延年始终拒绝泄露任何情报。 最终，他被残忍杀害，死时年仅28岁。 陈松年得知噩耗后，痛苦至极，带着妹妹陈玉莹前往上海，却因国民党禁止收尸，他们只能在哥哥遇害的刑场上默默祭奠。 1928年，陈乔年在英租界参加党组织会议时被叛徒出卖。 在狱中，陈乔年没有透露任何党组织的秘密，最终，敌人决定将他杀害，年仅26岁。 陈松年再次前往上海处理后事，但同样由于国民党的封锁，兄妹二人只能在枫林桥畔祭奠哥哥的遗体。 随着两个哥哥的牺牲，陈玉莹的身体也因过度的精神打击而逐渐垮掉，最终她在28岁时吐血而死。 此时，陈松年已经是家中唯一的男子汉，尽力保护着母亲和祖母。 然而，家中接二连三的厄运使得母亲也日渐病弱，最终她也离世。 1933年，陈独秀在上海再次遭遇了囚禁。 陈松年前往探监，看到父亲身穿破旧衣服，胡须拉碴，甚至一时没能认出自己的父亲。 陈松年忍不住泪流满面。 1937年，随着抗日战争爆发，国共合作，陈独秀被释放。 陈松年开始承担起赡养父亲的责任。 他将家中的财物转移到乡下祠堂，然而最终日本人还是将祠堂洗劫一空，陈家再一次陷入困境。 陈松年带着妻子和年幼的女儿，以及年迈的祖母，从安庆迁至江津。 此时的陈独秀已经年迈，身体逐渐衰弱，但能够和儿子一起生活。 在江津，陈松年开始教授书法等技能，稍微为家庭增添了些许收入。 1942年，父亲陈独秀因病去世。 陈松年家中经济拮据，未能为父亲买得起一口棺材，只得将父亲的灵柩安放在简陋的地方。 抗战胜利后，在朋友的帮助下，才将父亲的遗体运回故乡安庆安葬。 抗战胜利后，生活依然困苦。 陈松年并未接受安庆中学的聘请，而是选择去窑厂当工人，他和妻子一起拼尽全力养家糊口。 月薪20块钱，既要维持生活，又要供孩子们上学。 在那个贫困的年代，陈松年的家庭并不特殊。 1953年，毛泽东在巡视长江时与安庆地方政府交流，了解到陈松年的困境，决定为他提供30元的每月补贴。 陈松年在接到这一消息时，对毛主席和地方领导表示由衷的谢意。 他的四个孩子都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三人甚至进入了大学。 这份来自毛主席的关怀为他家解决了经济上的困难。 直到晚年，陈松年被安庆市政府任命为市文史馆员，并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被调任为省文史馆员。 年过古稀的他，每年都会步行十余里，拄着拐杖前往父亲的墓地扫墓。 参考文献：[1]傅大章.关于毛泽东同志一九五三年二月视察安庆时讲话的回忆[J].理论战线,1981(3):1-4
